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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西文史资料 第十六辑

    2011年04月06日 00:00  点击:[ ]

    目录

    排版序号

    题 目

    作 者

    备注

    5

    地中四井—冷湖永远的丰碑

    王世峰

    6

    烈士张文槐同志小传

    王世峰

    7

    盐湖!难忘而美好的回忆

    张庆海

    8

    察尔汗盐湖的第一次踏勘

    胡庚年

    9

    德令哈市建政初期历史沿革概况

    德令哈市志

    10

    亲眸德令哈市成立

    赵洪伟

    11

    汪什代海噶丹讲修尊胜寺简史

    天峻政协整理

    12

    天峻县历史上的房屋建筑

    陈佐邦

    13

    天峻县第一所民办帐房寄宿学校

    陈佐邦

    18

    海西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简要回顾

    郭占雄

    14

    察汗乌苏的记忆

    李汝鑫

    16

    建国初期都兰的农业开发及随想

    张嘉选

    17

    孙殿英与流产的都兰屯垦

    崔永红

    19

    回望海西经济领域体制改革30年

    张珍连

    15

    勿怠勿忘柴达木

    颜宗泰

    20

    柴达木啊,三万农民的第二故乡

    郭占雄

    3

    陈毅诗词二首

    格尔木市志

    2

    彭德怀同志在驻格尔木机关干部驻军军官大会上的讲话

    格尔木市志

    4

    冷湖的废墟

    李蕾

    1

    海西历史演变

    海西历史演变

    海西历史悠久。古为西羌地,西汉时今海西州东部为先零卑禾等羌人部落活动范围,西部属“古羌国”。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置西海部,今海西东部属之。王莽末郡废,复为羌地。

    东晋后期,今海西州西部为吐谷浑属地,东部为鲜卑乙弗国地(后并于吐俗浑)。吐谷浑首领拾寅在位时(约公元452年),曾在白兰(今都兰县诺木洪一带)修建城廓,至吐谷浑伏连筹即位期间(公元491-529年)曾建都于今海西州境内,后移治于伏俟城今共和县石乃亥乡铁卜洽古城)。

    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军击败吐谷浑,在其地设置四郡,今海西东部属西海郡,西部属鄯善郡。隋末,吐谷浑复据故地。

    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吐谷浑成为唐属国。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吐蕃王国灭吐谷浑据有其地,今海西州曾隶吐蕃腊城节度使。

    宋代,今海西西部为撒里畏兀尔(即黄头回纥)地,东部为吐蕃地方政权一角厮罗势力范围。

    元代,今海西州西北地区为甘肃行省沙州路辖区,其余大部分地区为宣政院所属吐蕃等处宣慰司辖区。元顺帝时,在今海西西部设曲先答林元帅府,封卜烟帖木儿为宁王镇守今柴达木西部地区。

    明初,今海西州地区为安全、阿端、曲先、罕东四卫地,由西宁卫兼管。武宗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左右,东蒙古诸部开始进入青海,攻破塞外四卫,从此,今海西地区为东蒙古诸部统治地区。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居住在今新疆的卫拉特蒙古(即西蒙古)和硕特部,在其首领顾实汗的率领下进入青海,统治了今海西地区。

    清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清廷编定青海蒙古左右两翼盟29旗,今海西州境划定9个蒙古旗,统归“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管辖。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班禅商上喇嘛移巴彦托辉、岳霍洛依(即今都兰县香日德一带),为班禅香家旗。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藏族汪什代海部落迁入今天峻县境内驻牧,当地的蒙古北前旗北迁祁连。至光绪年间(公元1875-1908年)藏族沟里、日安两个百户部落迁入今都兰县境内落居。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7月,青海办事大臣改为青海办事长官,今海西地区隶属青海办事长官。次年增设蒙番宣慰使,管理蒙藏事务。民国4年(公元1915年),今海西地区由甘边宁海镇守使兼管。民国6年(公元1917年),归都兰理事辖,上隶甘边宁海镇守使。民国19年(公元1930年),改都兰理事为都兰县,辖今海西州全境,直隶青海省。民国27年(公元1938年),在今都兰县察汗乌苏镇设立青海省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民国30年(公元1941年)改称青海省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都兰县属其管辖。此间,从民国24年至民国30年(公元1935-1941年),生活在新疆的部分哈萨克族,先后迁入今海西州境内落居。

    1949年9月,青海解放。同年11月成立都兰县人民政府(驻地察汗乌苏),辖今海西州全境,直隶青海省。1952年9月26日撤销都兰县,设立县级“都兰蒙藏哈萨克族自治区”,1954年1月25日改建为专区级“海西蒙藏哈萨克族自治区”(驻察汗乌苏),1955年12月12日更名为“海西蒙藏哈萨克族自治州”。

    为开发建设柴达木盆地,1955年7月30日在格尔木设立了“柴达木工作委员会”,作为青海省人委派出机构,处理开发建设柴达木盆地的日常工作。1956年2月更名为“柴达木盆地工作委员会”,同年3月将驻地由格尔木迁至大柴旦。1957年4月撤销“柴达木盆地工作委员会”,改设“柴达木盆地行政委员会”,1958年1月更改为“柴达木行政委员会”。

    1959年1月,海西州人委由察汗乌苏迁驻大柴旦与“柴达木行政委员会”合署办公,为一套人马两块牌子。1963年8月26日撤销“柴达木行政委员会”,全部由海西州管理,全政区称“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同年11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1966年4月州府由大柴旦迁驻德令哈。1984年5月,全州的哈萨克族自愿要求,并经中央及国务院同意,全部迁返新疆,1985年5月21日更名为“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彭德怀同志在驻格尔木机关干部、

    驻军军官大会上的讲话(节录)

    (1958年10月20日)

    同志们!

    我首先向你们表示敬意,你们在这里建立了工业,再往两年,或者三四年,这里就变成一个工业基地。昆仑山有许多宝藏。这里是西藏的咽喉,如果有战争,整个柴达木就是大后方。经过同志们的努力,这里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现在有了房子,有居民,我们可以在这里开大会,比过去好的多吧!这就是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历史,劳动创造一切。这不是上帝给的,不是伊斯兰教给的,也不是基督教和佛教的释迦牟尼给的。你信你的教,我信我的马克思主义。再往两三年这里将是中等城市。明年铁路就接近这里,努努力可以修到这里,后年要修到西藏、南疆、西宁、敦煌、这里将是一个交通枢纽。

    这里的铁矿含量达有百分之八十,拿起一块石头就是铁,全国的含铁矿才含百分之六十二,鞍钢、包钢的铁矿才含百分之四十到五十。这是的煤也很多,有几十种矿产,多的很。没有钢铁什么建设都不行。

    据说这里的蚊子多的很,说干活都干不成,今年比去少了,比前年更少了,可见得人是能向自然开仗的。毛泽东同志最近作了二首诗,叫“送瘟神”。头两句是:“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华佗是神医都治不了血吸虫,我们治了。柴达木也可以再过一年二年把蚊子消灭。

    昆仑山有很多宝藏,我们要把它开出来。“白蛇传”里面,白蛇到昆仑山取来了灵芝草,治好了病,还是想像。现在没有灵芝草,这里有宝藏,有含百分之八十的铁矿,这些宝我看比灵芝草还要好。女人的心很善,看到男人得了病就腾云驾雾来取灵芝草,如今我们不是腾云驾雾,是坐飞机来,但我们不是神仙。柴达木的油是肯定了的,多的很。这里还有氯化钾等许多肥料。你们在这里已经吃了几年苦,紧张了几年,明年铁路一修,要修路,要搞建设,还得紧张。人,就是要紧张,一出生就哭,要吃奶,长大了打架,读书。我们紧张是有目的的,为的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过去,我们如何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到建国以后,脑子里还不很明确。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我们可能比苏联快。

    全国人民在努力,同志们在这里也努力,我们提出苦战三年,还有两年,再苦战两年,我们会成个什么样呢?……。格尔木有二万人口,要以工业为主,也要搞粮食,养猪,种菜,现在靠内地支援,假设战争来了,火车、汽车都调走了,谁给你们运?

    你们这地方搞不搞人民公社,要看条件,要有政治条件,物质条件。现在的公社不是共产主义公社,也不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当时马克思是不赞成的,那时候是手工业。现在的公社,不是共产主义的公社,是社会主义的,因为还有等级,还是按劳取酬……。

    同志们要求见见面,没什么送给你们,你们还是要努力,资产阶级有影响,有个人主义,有等级思想,要提高警惕,照毛主席的话去做,要常洗脸,照照镜子,还有,谦逊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大家都有进步,就不要骄傲。

    选自《格尔尔木市市志》

    诗词两首

    昆仑山颂

    陈毅

    1956年4月

    峰外多峰峰不存,

    岭外有岭岭难寻。

    目极雪线起天际,

    望中牛马漫逡巡。

    漠漠荒野人迹少,

    间有水草便客行。

    粒粒砂石是何物,

    辨别留待勘探详。

    地大势高无险阻,

    到处川原一线平。

    我车日行三百里,

    七天驰骋不曾停。

    昆仑魅力何伟大,

    不以丘壑搏盛名。

    驱遣江河东入海,

    控制五岳断山横。

    乘车过雪峰

    陈毅

    1956年4月

    昆仑雪峰送我行,

    唐古雪峰笑相迎,

    唐古雪峰再相送,

    旭角雪峰又相迎,

    七日七夜雪峰伴,

    不苦风砂乐晶莹。

    同人举酒喜相贺,

    轻车已过最高层。

    明日拉萨会亲友,

    汉藏一家叙别情。

    选自《格尔木市志》

    冷湖的废墟

    李蕾

    冷湖是个荒芜的所在,平均海拔2600米以上,戈壁荒滩,寸草不生,入眼处,平沙万里无人烟。1959年9月18日,冷湖地中四井喷油,以日产八百吨的原油量给人一个巨大的惊喜,冷湖油田由此诞生。《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号召支援柴达木盆地建设。可油田不是永恒的概念,几十年过后,由于产量递减,柴达木盆地更深处的尕斯油田逐渐代替了冷湖油田。逐油而居是石油人永远乐此不疲的动力,加上敦煌石油基地的建成,冷湖的人马便分成两路,由冷湖撤离出来。树死了,草枯了,住过的房屋坍塌了,冷湖冷却下来,又恢复到它的过去……

    ──题记

    年代像潮水一样退去

    人群像潮水一样退去

    青春像潮水一样退去

    记忆像潮水一样退去

    冷湖就这样冷了下来

    忽如一夜北风

    曾经荒芜的地方重新荒芜

    曾经空寂的地方重新空寂

    谁来指认那些

    细碎的花草 枯死的树木

    不忍目睹

    房屋的碎片 瓦砾遍地

    我却是

    一只恋旧的鸟儿

    倦飞的时候

    不止一次回望过去

    我目光里缱绻的深情

    惟你能懂

    我在胸前划着无数个十字──

    冷湖

    我什么都没有忘记

    你岂止是我的襁褓我的摇篮啊

    你还是

    哺育了青海油田的母亲

    地中四井 精魂犹在

    那是中国石油史上

    一颗抹不去的星

    我在冷湖的废墟上留连

    山色依旧

    感触犹新

    三十三个年轮*

    轻轻翻过

    人是何等渺小

    多少英勇悲壮被时空消解

    风像流水

    带走了多少青春年华欢歌笑语

    也带走多少

    艰苦卓绝 叱咤风云

    即便如此 冷湖也依然是

    一个长篇的引子

    一部史诗的序幕

    站在这里

    我开始思考

    废墟与土壤之间的依存关系

    我因而想到希腊雅典

    那是一段光荣的历史

    那是辉映过人类的早期文明

    没有雅典

    古希腊文明将重新抒写

    而倘若没有冷湖

    人们又该如何认识今天的青海油田?

    废墟里的埋葬

    正是土壤里的生长

    冷湖──

    我心中的雅典

    衰落不是伤痛的理由

    不朽的依然是信念

    冷湖的废墟上没有神庙和神殿

    但请相信我们的参拜

    将同样虔敬 同样深厚 同样久远

    我们的缔造

    定然是又一个冷湖又一个雅典

    我们的生命

    也许就是从一座废墟

    走向另一座废墟

    每一次废墟

    都是一次脱胎换骨

    每一次废墟

    都要重新燃烧激情

    每一次废墟

    都是力量的蓄势待发

    每一次废墟

    都是为了重新站立 再度崛起

    ──冷湖

    你是深厚的土壤大树的根须

    无论何时何地

    无论山川万里

    你永远是我回眸的缘由驻足的岛屿

    路漫漫其修远

    我们不能没有

    你的积淀 你的滋养 你的指引

    冷湖沧桑

    却是无声而丰富的语言

    以它独有的方式

    诠释石油

    诠释时间

    诠释人类的痕迹

    我在废墟上行走

    我与冷湖的对视形成灵魂最深处的交流

    若干年后

    也许我不会参与对你的考古

    但我愿看到

    初升的红日托着再生的凤凰

    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那是许多人心底的同一首歌啊

    那是我们不曾放弃的寻觅和希冀

    *注:指青海油田局机关从1959年定居冷湖直至1992年搬迁敦煌石油基地的时间段。

    作者单位:青海油田公司宣传部

    地中四井──冷湖永远的丰碑

    王世锋

    位于冷湖工行委所在地冷湖镇东南约九公里的半山坡上,有一座用汉白玉大理石砌成的高大纪念碑巍然屹立,纪念碑四方基座高约3米,整个碑身高约8米,碑上镌刻着“英雄地中四 美名天下扬”十个金光闪闪的隶书大字,碑文的两侧一副行草对联“东风浩荡时 油龙逐浪飞”更具气魄。正前方一台抽油机昂首挺立默默注视着远方,机下的这口油井便是闻名于天下的“地中四井”。

    1955年,地质部632地质队1分队,在柴达木盆地北缘发现了一号至七号7个构造组成的石油构造带,这一地区即被命名为冷湖。1955年5月5日,该队对冷湖四号构造进行钻探,钻遇浅油层后原油喷射高达20米。随后,当时的青海石油勘探局经过两年多仔细研究论证,决定对冷湖五号构造进行钻探。 1958年8月21日,部署在五号构造一高点的地中四井由1219钻井队开始钻探,9月13日,当钻达650米时发生井涌,继而出现井喷,喷势异常猛烈,原油连续畅喷3天3夜,日喷原油量高达800吨左右。冷湖探区组织包括地方上的所有人员筑堤储油,原油汇集成湖,致使远处飞来的野鸭也误把储油池当做大片水域纷纷落下觅食......由此发现冷湖油田,继而揭开了冷湖油田开发、建设的辉煌篇章。

    地中四井喷油后,青海石油勘探局的工作重点开始东移,局机关从茫崖“帐蓬城”迁至大柴旦,冷湖成立矿物局。1959年元旦,青海石油勘探局改为青海石油管理局,青海油田开始进入勘探与开发并举的阶段。2月20日,第一车原油从冷湖运出柴达木盆地。3月,青海石油管理局从大柴旦迁至冷湖。1959年3月至6月,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余秋雨、副部长孙敬文、康世恩等同志先后来到冷湖,确立了“调整部署,暂时收缩茫崖、马海地区,集中力量加速冷湖地区的勘探,拿下冷湖油田,为柴达木石油工业大发展打下基础”的方针。管理局党委也随即作出“集中力量,猛攻冷湖”的决定,陆续抽调30部钻机组织钻探会战。在各兄弟油田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老一代青海石油人的日夜奋战下,油田详察和建设工作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仅用五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上摸清了冷湖四号、五号油田的地质储量,同时,一个能够适应勘探、开发、建设和原油炼制的综合性石油工业基地也初见端倪。年底,冷湖炼油厂生产的成品油开始运往西藏,供应边防部队。当年原油产量就达到24.9万吨,约占全国原油总量的12%,一跃成为当时全国四大油田之一。

    随着冷湖石油工业的开发,为支持和服务石油工业建设,1957年地方政府就成立了冷湖办事处,属柴达木工行委派出机构,负责接待和处理一般性行政事务,到1959年,冷湖地区职工、家属人口猛增至几万人,为此,同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冷湖市。地方各项配套服务设施逐步建立健全,以后为石油工业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60年4月28日,时任青海省副省长的李远芳同志陪同铁道部现场会议参观团一行90多人到冷湖参观时,指示为纪念地中四井,修建一座地纪念碑,并亲自提词“英雄地中四,美名天下扬”。

    冷湖油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青藏高原重要的产油、供油基地,在当时我国石油产量极端底下、国民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的情形下,为国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中印自卫反击战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同时也为青藏高原地区工业的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弹指一挥间,五十年过去了。地中四井纪念碑依然高高耸立在五号构造上。如今它已成为冷湖工行委重点文物保护对象,是青海石油工业划时代的里程碑,是柴达木精神的象征,更是冷湖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油田形象展示的一个窗口。

    2009年8月25日

    作者单位:冷湖工委

    烈士张文槐小传

    王世锋

    每年清明节的这一天,冷湖团工委、冷湖中小学都要组织广大青年、团员及在校学生前往冷湖公墓为烈士张文槐同志扫墓,并进行一次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教育。在冷湖,烈士张文槐的名字人人皆知,但他的生平和英雄事迹却鲜为人知。

    一、革命家庭培育了他优秀的品质

    张文槐,男、汉族,1950年12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盂县肖家汇乡店上村,在那里他渡过了美好的童年时代。当时其父在青海石油管理局工作(后调到长庆油田),因此,1957年随父亲来到青海,先后在西宁市北小街小学、冷湖石油管理局子弟小学、西宁市东关大街小学上学。

    张文槐在家排行老三,上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因为他从小就聪明伶俐加上又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因此,父母对他尤为偏爱,父亲是1945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张文槐每天晚上总要缠着父亲讲故事,每次他都聚精会神认真聆听并默默记在心中,战争年代的那些感人的战斗故事和英雄人物在他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的理想就是长大了去当兵打仗做英雄,他还经常模仿所熟知的英雄人物与小朋友们一起玩游戏,可倔强的他从不扮演坏人,他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因母亲没有工作,一家五口人仅靠父亲微薄的工资收入来维持生活,同时,还要不断接济老家农村的爷爷、奶奶,清苦的生活和父母勤劳节俭、正直向上的品格一直影响着张文槐,因此,他在学校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1963年他小学毕业,同年9月考入青海省商业学校,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不断地成熟起来,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张文槐经常到处捡废品去卖,以贴补家用,他行侠仗义见义勇为,只要看到有人欺负弱小同学,总要打抱不平出手相助,他学习刻苦、尊师爱校、乐于助人曾连续三年担任班干部,两次被评为“三好学生”。

    二、社会实践磨炼了他坚定的毅志

    1967年8月不满17岁的他,毕业分配来到冷湖矿区贸易公司任售货员,工作后他更加认真工作、勤奋努力,业务上勤学苦练、热情周到;生活中,关心他人,帮助同事,谁家有诸如卸煤、打煤砖、拉水、送菜等这样的脏活累活他随叫随到,平时也从未放弃过对文化和业务知识的学习,1970年被评为冷湖贸易公司“五好职工”。由于表现出色,1971年9月经当时冷湖镇革委会将其调到镇文化宣传站任电影放映员。他干一行爱一行,放电影、倒片子、印门票、扫影院......他不怕苦不怕脏,只要哪里忙他就会立即去补位,绝不让工作出现漏洞,放电影的工作让他无比兴奋,电影《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打击侵略者》、《英雄儿女》......他放一遍看一遍百看不厌,他总报怨自己生错了年代,常跟同事和朋友们说:“如果我生在战争年代一定是个战斗英雄” 。对自己充满了自信。1972年7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他又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74年9月,因张文槐同志工作踏实,表现突出,经组织长期考察和群众推荐,研究决定,批准他到西南石油学院去学习深造。

    上大学也是张文槐心中留有多年的梦想,梦想终于实现了,在短期的狂喜之后他便冷静了下来。在大学学习的三年时间里,张文槐同志没有辜负组织和群众对他的培养和信任,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他为人忠厚老实、爱憎分明,生活上艰苦朴素、同学间关系非常融洽,经常接济和帮助生活困难的同学,并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各项体育活动,由于品学兼优受到学校师生的广泛好评和尊敬。

    1978年元月,张文槐同志毕业回到冷湖,当时他是冷湖镇政府培养的第一个大学生,所以被分配在镇革委会生产组任技术员,此时正赶上冷湖镇筹建冷湖盐化厂,学成回来的他担负起了该厂筹建的设计工作,他没日没夜翻阅大量的参考资料,做预算、绘图纸、实地考察、布局规划......为盐化厂的筹建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这期间,他还经常帮助镇广播站检修线路,被群众誉为“义务线务员”......

    正当张文槐同志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准备好好报答党和国家对他多年的培养,报效冷湖,为冷湖的建设事业发挥所学专长贡献力量的时候,一起震惊全省的蓄意杀人案在冷湖发生了。

    三、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英勇献身

    事情的经过是:原中国人民银行冷湖镇支行老基地办事处金库看守员李德隆(杀人犯),家庭出身地主,参加工作后先后因两次调戏妇女,被开除团籍。文革期间,又因污骂毛主席,被群众批斗,每次运动他都是被审、被整对象,加上李德隆心胸狭窄、生性孤癖,平时又和同事结下很深的隔阂与矛盾,因此,他一直想不通并怀恨在心。终于,蓄谋已久的他于1978年8月7日晚,乘人们都去看电影之际,从金库偷出一支半自动步枪,悄悄潜到电影院门口,准备枪杀认为是自己仇人的同事。这时,冷湖人民银行老基地办事处负责人徐心培同志恰好经过,见李德隆大夏天身披大衣鬼鬼祟祟,走近又发现他大衣内藏有枪支,就把他叫到自己家中,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但是李德隆感到事情已经败露无可挽回,于是,为了杀人灭口,丧心病狂穷凶极恶的他扣动扳击将徐心培及妻子、女儿当场枪杀,随后逃离现场,时间大约是晚上22点左右。

    凌厉的枪声划破夜空,引来无数的群众。人们看到徐心培同志的家一片狼藉,屋里、屋外鲜血四溅,一家三口全都倒在血泊之中,其场面惨不忍睹。徐心培侧躺在客厅里,妻子马清兰倒在屋门外的墙根下,一只手还握着一把铁锨,他们的小女儿徐春惨死在卧室的床边,最让人痛惜的是她才年满13岁,可这花季少女却被凶手罪恶的子弹夺去了年轻美丽而无辜的生命。 目睹这一切,大家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立即自觉行动起来,报案的报案,救人的救人,搜捕的搜捕,冷湖一下子沸腾了起来。当时的冷湖镇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叶怀恩同志接到报案后,立即下令,1、封锁出入冷湖的所有路口;2、广播通知全体公安干警、民兵、医护人员紧急集合召开会议,安排布置抢救、搜捕行动,同时打电话要求青海石油管理局的同志积极配合参与行动;3、及时向上级汇报案情发展和追捕情况。

    时任武装民兵班长的张文槐同志,听到广播后马上冲出宿舍来到集合地点接受任务,张文槐同志的任务是与当时在学校当老师的翟西付同志(武装民兵)两个人潜伏在冷湖镇支行老基地办事处围墙外蹲坑守点,他们带上武器在隐蔽的土坑里悄然而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可疑动向,一夜没有合过一下眼。但是经公安干警、民兵整整一夜在全镇范围内的搜捕和监控,却没有发现李德隆的任何行踪,第二天清晨张文槐和其他同志换班回到了冷湖镇四号住地。

    而张文槐同志却一点睡意也没有,长久以来的那股疾恶如仇、惩治罪犯、报效祖国的激情燃烧着他,使他热血沸腾。因此,他从床上翻身坐起,叫上翟西付同志再次乘车来到老基地案发现场,这时已是8月8日早晨9点多钟。10点左右,有人报告说看见李德隆潜回了银行院内,说是迟那是快,公安干警和民兵迅速包围了整个院子,然后进行全面搜索,可还是没有发现凶犯的踪迹。于是,又进行第二次搜索,当叶怀恩、张文槐、翟西付三个人走到李德隆家门口,发现他家菜窖口没盖,情形十分可疑,张文槐同志就从书记叶怀恩同志手中取过手枪说:“我下去看看。”叶书记还来不及阻挡,他便纵身跳下了菜窖。紧接着就听见“呯、呯、呯”三声从半自动步枪中发出的撕心裂肺的枪声,叶怀恩和翟西付同志急忙大喊:“小张、小张”,“文槐、文槐”......但菜窖内却鸦雀无声。这时,翟西付同志“哇”的一声大哭,提枪又要往菜窖跳,被叶书记一把拽住说:“小翟你冷静点,李德隆他跑不了,我们一定会给小张报仇的”。于是,命令后撤,严密监视守住窖口.

    接着叶书记等镇领导马上召开了抓捕李德隆现场分析会,大家认为:李德隆家菜窖口呈圆型,直径约60公分宽,深度有2.5米左右,窖底有一个偏洞约2米长,而李德隆手中持有武器,要想活捉李德隆是非常困难的。经研究,最后拿出三个方案:1、让凶犯家属对其喊话,讲明政策,劝导其主动放下武器出来自首,争取宽大处理;2、向菜窖内投放大量麻醉剂,使其昏迷然后再生擒;3、从石油局调来灌浆车往菜窖里灌泥浆,再马上抽出泥浆争取活捉罪犯。

    方案制定后立即实施。首先找来李德隆的妻子让她对其喊话,李妻声泪俱下高喊:“李德隆你出来吧,有什么问题给组织上讲清楚,你要考虑孩子和老人啊!现在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了,过去的事情会说清楚的。”“你快出来吧,你要相信组织争取政府的宽大......”但是,李德隆始终不肯出来,他说:“我不上去,叫他们下来”、“我是活不成了,你要好好照顾孩子和老人,我下辈子给你当牛做马都行。”......经过领导和家属的多次耐心劝说仍没有效果,最后李德隆说:“好,我12点就上去。”但是到11点多钟,只听“呯”的一声枪响,窖内再无动静(后经法医鉴定,这一枪是李德隆朝张文槐同志身上又开了一枪)。随后,公安干警和民兵用钢板封住了菜窖口。当天夜里实施了第二套方案,向菜窖内投放了大量的麻醉剂。到第二天即8月9日早上9点多钟,为安全起见,准备再实施第三套方案,往菜窖里注入泥浆。当灌浆车开到菜窖口时,突然,窖下发出一声沉闷的枪响就悄然无声了,于是大家立即往菜窖里注入泥浆,又马上抽出,公安干警和民兵下到窖底抬出两具尸体,张文槐同志身中四弹壮烈牺牲,献出了他28岁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杀人犯李德隆负隅顽抗到最后一刻,也因绝望而畏罪自杀。

    四、烈士英名流芳百世永垂不朽

    8月16日上午,冷湖镇为张文槐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除了生产一线的职工,全镇有两万多人参加了追悼会,会场被几百个花圈衬映得庄严肃穆、悲壮凝重,每个人都胸佩白花、臂缠黑纱,人们无不为张文槐同志的英雄壮举所感动所震撼,都为失去这样一个好青年好干部好同事而感到悲哀、伤痛和惋惜,尤其是张文槐同志的亲朋好友和曾经得到张文槐同志关心帮助过的人更是痛心疾首、悲哭嚎啕、泣不成声,其场景感人肺腑、震撼人心。而最让人感动的是,张文槐同志的亲属却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和条件,他们说:张文槐是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擒拿凶犯英勇献身的,他这样做是对的,他应该报答党和人民对他多年来的培育之恩......

    当灵车缓缓驶向墓地,人们仍依依不舍紧紧跟随,都要最后再送上一程,送葬的队伍两三人并排手托花圈默默前行,足足有两公里之长,那是人民舍不得他走啊!悲壮的场面在冷湖至今都是空前的,也是绝无仅有的。

    1987年8月19日,中共冷湖镇党委下发[1978]26号文件,决定:追认张文槐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授予模范共青团员和模范民兵的光荣称号。随后又报请海西州革委会授予张文槐同志为革命烈士称号。

    徐心培同志被定为因公殉职,并给其在上海上学唯一的儿子发放了一定的抚恤金。

    李德隆则被定为反革命杀人犯。

    烈士张文槐同志牺牲距今已经三十一年了,但是,冷湖人民从没有忘记过他,他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和情操一直教育、激励着几代冷湖人。今后冷湖的子孙后代同样不会忘记他,并会努力去完成他未尽的事业。因为,英雄的魅力是永恒的,不管英雄身上烙上哪个时代的烙印,但他身上体现出的精神和品格是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它特有的价值,也不会因为社会的变化而磨灭它内在的光辉。今天,张文槐同志的遗像和部分遗物很好地保存在冷湖档案馆内,烈士张文槐同志的英名载入史册必将流芳百世永垂不朽。

    回顾过去,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来客观分析当年这起持枪杀人案,不难看出,李德隆杀人也是有一定因果关系的。文革期间唯成分论;狠抓阶级斗争政治路线及高压政策;个别领导干部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方法;人际关系的紧张、敌对情绪等等都是导致这一大案的主要原因,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哀和结下的恶果。因此,在认真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经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必须牢记这一血的历史教训,绝不能让此类事情再度发生。

    (本文主要历史事件经过,是通过翻阅大量文档和张文槐同志个人档案及采访退休干部原中共冷湖纪工委主任科员翟西付同志,经他口述撰写完成的。)

    2009年8月25日

    作者单位:冷湖工委

    盐湖!难忘而美好的回忆

    张庆海

    青海是祖国一个十分可爱的地方。我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从地质学校毕业,响应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号召,怀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来到青海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地质勘探生涯,是艰难而又乐在其中的岁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和美好的回忆。

    我是1959年7月由北京乘坐到兰州的火车,后换乘敞篷解放牌大卡车来到西宁青海省地质局报到的。当时的西宁,狭窄的街道、干打垒的平房,残缺不全的土城墙脚还展现在世人面前,稀疏的行人和车辆,一切犹如内地乡镇般的景象,正是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蕴育着成千上万地质工作者。报到不久后,我便踏上了去青海省地质局所属的西藏班戈湖地质队的征程。途中一路寥无人烟,砂土路面坑洼不平,沙尘四起,汽车每天行进只不过百八十公里,路经歇息的食宿站,其条件还比不上内地的车马店,说白了只能算是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不至于忍饥挨饿而已。到格尔木休整后继续出发,路经昆仑山口和唐古拉山口时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那里的天气就像小孩的脸,变化莫测,一会儿晴空万里,一会儿乌云密布,雷雨交加;时而黄豆大的冰雹铺天盖地而来,反复无常。尽管如此,我与同伴仍是兴致勃勃、情不自禁唱着“是那山谷的风……”,一路上洋溢着欢声和笑语。

    在我从事地质工作的30余年中,与盐湖有着不解之缘。从西藏返回青海地质局后不久,又被分配到第一地质队(原柴达木地质队),仍从事盐湖勘探工作,包括自己在内的广大盐湖地质勘探者的足迹,踏遍了柴达木盆地大大小小的盐湖。从东部察尔汗、达布逊盐湖到西部一里坪、马海、昆特依及大浪滩盐湖。风风雨雨一二十年,饱尝了盐湖卤水的苦涩和肌肤被卤水浸蚀后火辣辣、紧绷绷的滋味。从事盐湖勘探的日日夜夜,倾注着勘探队员的心血和艰辛,头顶蓝天、脚踏盐滩、手握钻机,向盐湖腹部挑战。夏日的中午,烈日当头,汗水与卤水交融在一起,帐篷里像个大蒸笼闷热难耐,黄昏之后则是另一番景象,寒气渐渐袭来,人们不时地打起冷颤,真可谓是“早穿棉、午穿纱、晚上围着火炉吃西瓜”,一日四季鲜明的写照。回想起在达布逊湖中勘探的日子里,更是难以忘怀。湖中打钻,是利用大汽油桶浮力搭建起的钻探平台,以木板筏为主要交通工具,上、下班及湖中搬迁时,如遇大风,必须全靠人力牵引来控制木筏。所配发的连体胶裤在深水中作业时也无能为力,裤裆进水后摩擦得疼痛难忍,举步维艰,大家索性脱掉全部衣裳,赤身祼体地工作,推的推、拉的拉。值得一提的是,在一次从湖北岸搬至湖南岸较长距离的机台整体搬迁时,工作一直进行到深夜。到达目的地后,无淡水冲洗,人们啃着冰冷的馒头,疲劳之极便打开行李露天宿营,个个睡得都是那么香甜。

    当你行走在犹如刀刃般的干盐壳上时,橡胶底的登山鞋很快就会成为这里的牺牲品,被人们称为“礼拜鞋”。这里的淡水贵如油,说起来这话一点也不夸张,生产、生活用水全靠汽车到几十甚至上百公里外拉运,勘探队员洗漱用水决不会轻易泼掉,一次两次反复利用。有时拉水车因种种原因不能按时拉水时,只能忍渴度日,严重时几天喝不上水,洗脸水也便成了珍贵的救命水,照喝不误。大柴旦湖的“湖中湖”及风姿多采的盐花、清澈透底的达布逊湖水和珍珠盐,一望无际的干盐滩盐壳形成的犹如刚耕翻过的万顷良田,每当乘车行进在万丈盐桥上以及遇上海市蜃楼景观时,都会给人一种心情舒畅和美的享受。这就是我们盐湖地质勘探者的苦与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敬业精神。

    忆往事,看今朝,为之奋斗的盐湖,如今座座以生产钾肥为主体的厂矿像雨后春笋般的崛起,并已成为我局和青海经济建设的支柱产业,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我无怨无悔,而且将继续发挥余热,为祖国地质事业和青海经济建设奋斗终生。

    格尔木市政协供稿

    察尔汗盐湖的第一次踏勘

    胡庚年

    我是1957年西安地质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青海省地矿局参加工作的,1958年5月份青海省地矿局第一次组织盐湖地质队,原来没有专门搞这个专业的。当时有几个分队,我们察尔汗分队的分队长是邵振荣,分队技术负责人是崔留芳,地质人员有:刘一全、赵孝坤和我。当时配的工人大致有十一、二位,人名已经记不清了。这是第一批正式进入盐湖开展工作的,我们的任务是对察尔汗盐湖进行踏勘、测地质图,如果有矿马上转入初勘和详勘。1958年5月8日正式进入察尔汗,住在察尔汗机场东侧2公里多处,从那儿开始做剖面图、挖试坑。在做剖面的时候发现了光卤石。虽说地质技术人员有4人(我管资料),但我们这些人谁也没有见过光卤石,只是从书本上看过理论的光卤石。我们就用小刀刻,光卤石有个特点,就是用小刀刻时会有刀子割橡皮的那种吱吱的声音,一听有这个声音,一尝味道又苦又涩,但仍不敢确定就是光卤石,还要送交实验室做进一步的定性。样品送到当时大队部所在地的大柴旦,大队化验室分析后,仍拿不定主意,但也初步确定是光卤石,最后,送到省地矿局中心试验室化验,化验报告经鉴定是光卤石,我们分队第一个发现察尔汗有光卤石。

    1958年6月,为进一步了解察尔汗盐湖的盐层厚度及从地表盐壳往下的盐层状况、深度,海西地质队就给我们分队配备了推磨钻。这个推磨钻就是在钻杆上横绑一根铁杆,铁杆的两头坐2-4人,为的是加重重量,底下的人就像推磨一样的向一个方向推。当推不动的时候,就将岩芯管取出,敲出里面的岩芯,并根据打入盐层岩芯管的长度来计算盐层的厚度。由我负责管理编录资料,钻孔就在我们住的旁边,坐在钻上的人经常会因为被转晕而从横杆上摔下来,有的人推推就推不动了。我们这台钻机打了11米,人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下打了。这就是我们在察尔汗盐湖打的第一眼钻孔,从岩芯中也发现了光卤石。

    当时正是大跃进时期,我们每人每天早晨只有一茶缸水用于刷牙和洗脸,水还要留到晚上洗脚用,从地下挖出的水咸的根本无法用。那时的条件实在是很艰苦,很多人的嘴上都起泡烂了,但没有一个人说苦。从分队长、技术负责到所有的人都一样,一心都放在工作上,绝无二话可讲,大家一股劲要把察尔汗盐湖拿下,我虽然是搞编录的技术干部,也同其他人一样不是坐横杆就是推钻,一天下来,腰酸腿疼,很是疲乏。

    我们的工人大多是文盲,包括分队长邵振荣也是没有多少文化,我在做资料编录时,有些人不懂,我就给他们讲,邵振荣说:“你是地质学校毕业的,你能不能晚上收队回来,把你的资料编录完了,给咱们办个扫盲班”?我说:“行”。那个时候没有电灯,只有小小的马灯,有一块小小的黑板,我先教每个人认自己的名子,后来,我们队很多人都通过这个“夜校”学认了很多字,也学到了很多地质方面的知识,这是在察尔汗盐湖上办的第一个扫盲班。

    1958年8月份,海西地质队召开第一次职代会,我们分队选我为职工代表参加职代会。职代会后,技术负责人崔留芳同志调走,邵振荣同志也调走了,后调来杨立刚同志担任我们察尔汗分队的技术负责人,我们这个分队叫海西地质队察尔汗分队,也叫钾盐分队。

    第一次了解达布逊湖是在1958年8月份,我和杨立刚乘着木伐,用竹杆撑着橡皮船第一次横渡达布逊湖,从北岸到南岸再到北岸,当时我们有三个人,一个人留守,两个人跑野外。有一天,杨立刚和李如胜跑野外,我在家整理资料,下午刮起了沙尘暴,5点多钟他们应该返回了,我就将红柳根浇上汽油点着,为他们二人指示方向。但那堆红柳根陆续烧完了人也没回来,到晚上12点多风停了,人仍不见回,我急坏了,怎么办呢?于是,我背上水壶,拿了几个饼子赶往察尔汗一选厂的分队部,那里有电台,可以给大队部汇报,从晚上12点钟走到凌晨5、6点钟,到了分队部,炊事员见了问我为什么来这么早,我说:“昨天刮大风,杨立刚和李如胜没有回来,他俩是死是活不知道”,炊事员说:“别急别急!人在这儿呢”,我听后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杨立刚起床后说:“风太大了,人停不住,只能跟着风走,没办法,我俩用绳子把自己绑在橡皮船上,取的样品就在橡皮船中间的木箱子里装着。我俩两边各捆一个,当时做了最坏的打算,万一船翻了,也可以被刮到岸边,即使人淹死了,尸体也好找”。他们随船漂流了几十公里,最后被风刮到了东岸上,全身都被卤水打湿了,那个时候大家都一门心思只是工作,其他的任何事情就没有人在乎。

    8月份以后,分队人员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留在察尔汗继续工作,另一部分由杨立刚负责带我及部分人员由察尔汗往西。主要任务一是测地质图,二是继续进行钻探,那个时候已经配备了小钻机,也叫百米机械钻。当时有台58钻机,机长叫杨道国,一个月打1000米,开创了盐湖上第一个月进千米的钻机。当时所有人员全部上钻机,我上钻机有一次干了整整两天,吃喝都在钻机上,没时间睡觉,人累的不行了,从钻机往队部走的路上,在颠簸的车上站着就睡着了,到了地方吃着馒头睡着了。58钻机能一个月打1000米,与我们大伙同心协力是分不开的。从58年12月从察尔汗一直到达布逊西边的别勒湖。别勒湖是现在盐湖集团二期工程的采矿区,我们这一年中(全靠步行测图)完成了霍布逊、察尔汗、别勒湖、达布逊四个矿段的初勘到地质图的制作,还有重点矿段的钻探、验证工作。1958年12月至1959年元月,我们在大柴旦编录报告,初步确定,察尔汗盐湖是我国第一大型钾盐矿床(国外说我们没有钾盐)也是第一大内陆盐湖,察尔汗盐湖的总面积为5856平方公里,盐类的总量(食盐、钾、镁、硼、锂、铷、铯等)600亿吨。

    德令哈市建政初期历史沿革概况

    德令哈地区在两汉时期为西羌游牧地。公元4世纪初,吐谷浑立国建都(治所伏俟城),德令哈为吐谷浑属地。隋大业五年(609)左右,隋军击败吐谷浑,设置郡县,德令哈地区为西海郡威定县地。唐贞观十年(636),吐谷浑成为唐属国。唐龙朔三年(663),吐蕃攻灭吐谷浑国据有其地。宋代前后五、六百年内,该地为吐蕃所属部落的驻牧地。蒙古太宗元年(1229),今德令哈地区属窝台汗之次子阔端领地范围。宪宗三年(1253),蒙哥汗在河州置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上隶属于行政院,今德令哈属其辖地。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今德令哈成为忽必烈之七子西平王奥鲁赤的封地范围。

    明洪武八年(1375)至三十年(1397)间,在今海西东北部和西北部相继设立四卫,德令哈地区为罕东卫辖区。明正德七年(1512),东蒙古进入青海,残破四卫,其后德令哈地区便成为东蒙古亦布剌、阿尔秃斯等部落驻牧地。明崇贞十年(1637),西蒙古顾始汗率部进入柴达木盆地。顾始汗死后,其第六子游牧于德令哈一带的广阔区域。

    清雍正三年(1725),清廷编定青海蒙古左右翼盟29旗,德令哈地区为和硕特北左翼旗和北右翼末旗驻牧地,归“钦差办理青海蒙古蕃子事务大臣”管辖,此状况一直维持到19世纪初,该地为青海蒙古左翼盟长索南木邦吉力王公的驻牧地(俗称柯鲁沟贝子旗)。

    民国元年(1912)7月,德令哈地区隶属于青海办事长官。民国4年(1915)隶属于甘边宁海镇守使兼管。民国6年(1917)秋,在海西地区首设都兰理事公署,治所在今乌兰县东都兰寺,德令哈地区为都兰理事辖区。民国19年(1930)11月29日青海省政府改都兰理事公署为都兰县,德令哈地区为都兰县地。民国28年(1939)3月,国民政府内政部核准,在柯鲁沟(今戈壁乡)置通新设治局,管辖和硕特北左翼旗、北右翼末旗(今德令哈及其以北地区)和西右翼中旗。民国34年(1945)改设德令哈垦务局。民国35年(1946)2月裁撤通新设治局,其辖区仍属都兰县。

    1949年10月,德令哈地区隶属都兰县管辖,为都兰县二区(柯鲁沟)人民政府,1950年6月后,改为都兰县第三区(柯鲁沟)人民政府。

    1956年1月30日,中共青海省委通知,在原都兰自治区第三区的基础上设立德令哈工作委员会(驻巴音河,今德令哈),1956年2月1日,正式成立县一级德令哈工作委员会,下辖5个乡。隶属中共海西地委领导。

    1958年4月8日,撤销德令哈工作委员会,设立德令哈县。1958年5月15日,召开德令哈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德令哈县正式成立,下辖郭里木、宗务隆、戈壁、怀头他拉、蓄集5个人民公社。

    1962年3月,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处决定,撤销德令哈县。同年6月16日,正式撤销德令哈县,其辖区并入乌兰县。

    1963年3月19日,青海省人民委员会复文同意,设德令哈区公所,为乌兰县人委的派出机构,管辖蓄集、郭里木、宗务隆、戈壁、怀头他拉5个人民公社。

    1972年10月10日,海西州革委会决定成立德令哈镇筹备小组。1973年3月19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批复同意成立德令哈城关区。1973年3月30日,撤销德令哈镇筹备小组,同年4月1日,正式成立德令哈城关区,归海西州直接领导。

    1983年10月12日,青海省人民政府批准撤销德令哈城关区,改设德令哈镇,属州辖县级建制镇。

    1988年4月19日,经国家民政部批准,撤销德令哈镇和乌兰县德令哈区公所,成立德令哈市(县级)。辖蓄集、郭里木、宗务隆、戈壁和怀头他拉5个乡,隶属于海西州。

    德令哈市政协供稿

    亲眸德令哈市成立

    赵洪伟

    2008年是德令哈建市20周年。作为一名经历了德令哈市二十年发展历程的工作人员,现将建市初期的一些事情做一回顾。

    1987年9月本人自天峻县调至德令哈镇委组织部工作。当时德令哈镇委由赵振清、喇英才、袁春龙、张洪贤四名同志组成。赵振清、喇英才两名同志任副书记,书记暂空。镇政府由喇英才任镇长、袁春龙、张洪贤(正科)任副镇长。

    镇委下设5个部门:办公室(董玉乐任办公室副主任)、组织部(闫生禄任部长)、宣传部(靳毓玮任部长)、工青妇办公室(陈绍和、晁玉秀任副主任,丁利民任团委副书记)和武装部(范明祥任部长)共有十间平房(家属房结构)办公室。

    镇政府由十一个部门组成:办公室(张啟明、杨安善任副主任)、财政局(殷得胜负责)、审计局(江修治任局长)、劳动人事局(含民政,拉毛才让任副局长)、商业局(张洪贤兼任局长)、统计局(金显道任局长),在镇政府二十间大房子中办公;教育局(星重明任局长)、城建局(冯有新任副局长)工商局(常建武任局长)、税务局(劳德尔任局长)在外处办公。

    管理的单位有学校:4所中学、2所完全小学;集体企业:二轻公司下属有几个集体企业;国营企业:自来水公司、人民商场、五交化商场、民贸公司、饮食服务公司、医药公司、肉菜公司。事业单位:劳动服务管理局、公共汽车公司、建材站、环卫站等单位。

    1988年4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1988)行批1号批复,经研究并报国务院批准,同意设立德令哈市(县级),以德令哈镇和乌兰县怀头他拉、戈壁、郭里木、宗务隆、蓄集5个乡为德令哈市的行政区域,成为青海省第三大城市。

    批复下发后,近半年时间里人们都在急切的等待德令哈市的成立,人心涌动、各种传言四起。8月中旬,德令哈镇委召开了全镇干部职工大会,镇委副书记、镇长喇英才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全镇干部职工要同州委保持一致,安心工作,不要浮躁,要以良好的精神状态迎接德令哈市的成立。

    10月6日,中共海西州委、州人民政府西发(1988)第69号文件通知,成立德令哈市筹备组。筹备组由刘树仁、刘荣炎、赵振清、袁春龙、杨志长、焦巴、索南东智、巴力吉、华瑞平、张洪贤等10人组成。州委常委、州委宣传部部长刘树仁同志任组长,刘荣炎任副组长。

    筹备组成员来后,被安排在镇委,当时镇委只有5套土木结构的公房,非常拥挤,条件非常简陋。筹备组成员到位后,召开了筹备工作会议,安排部署了当前的工作。紧接着开展以下项工作:

    一、对五乡、德令哈区委以及德令哈公安分局人事档案进行了交接。

    二、成立了中共德令哈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筹备组,负责第一次党代会的筹备工作。

    三、成立了德令哈市选举委员负责选区划分、代表名额分配,筹备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四、成立政协德令哈市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筹备组,负责会议的筹备、委员产生。

    12月22日-23日,中国共产党德令哈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西州招待所四楼会议室召开,应到代表100人,实到96人,列席代表12人。刘树仁在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团结奋斗、开创德令哈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局面》的报告。会议选举产生第一届市委委员15名,市纪委委员7名;市委常务委员会由刘树仁、刘荣炎、巴力吉、何振基、杨志长等5人组成。选举刘树仁为市委书记,刘荣炎、巴力吉、何振基为市委副书记。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有赵振清、周如德、王森、严明成等4人组成,赵振清任书记,周如德任副书记。

    12月26日-29日,政协德令哈市首届委员会在海西州招待所四楼召开,出席委员40人,会议通过选举产生常委委员10名,选举罗增德为政协德令哈市首届委员会主席,袁春龙、丘维国为副主席,副主席暂空一名。

    12月27日-29日,德令哈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应到代表110名,实到106名。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刘荣炎代表市筹备组作《开拓进取、深化改革,为建设繁荣文明的高原新城而奋斗》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德令哈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旦增任主任,雷思恭、张洪贤为副主任;选举刘荣炎为德令哈市人民政府市长, 杨志长、焦巴、华瑞平、张跃杰为副市长;昝鸿起为人民法院院长,王森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三会开完之后,新的一年也来临了,年轻的德令哈市也随着新的一年的到来,开始了新的征程。

    作者单位:德令哈市政协

    汪什代海噶丹讲修尊胜寺简史

    汪什代海部落系多康地区大蕃之后,居住在安多青海湖一带的环海八族之一,拥有十八个部落,富强昌盛,为别处各地所倾慕。

    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在像那银色卧狮一样美丽雄伟的天峻山下,成立了统一领导十八个部落的县人民政府,并依山名而称为天峻县,天峻县城西南一百多里以外,有个叫“阿汗达赖”的地方,它美丽幽静,引人入胜,汪什代海噶丹讲修尊胜寺就座落在这里。

    解放前,这座寺被称为“汪什代海寺”、“阿汗达勒寺”,解放后随着形势的变化,根据部落名称更改,汪什代海也称天峻寺,不论叫“阿汗达勒寺”、“天峻寺”都是汪什代海寺所不同称谓。

    汪什代海寺的形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自建寺以来,不仅多次经受了历史性的曲折,就连寺址也曾迁移过三次。

    藏历第十四胜生水蛇年(公元1812年),汪什代海第三代千户才科之时。其兄拉加资一海从汪什代海十八个部落招收僧徒,在塔日卧(今属同普乡)初建了汪什代海寺,并担任寺主,主持了博大的利生事业。当时,汪什代海寺叫“塔日卧寺”,有喇嘛僧众二三十人,最多时有四十多个。

    藏历第十五胜生木龙年(公元1904年),由汪什代海第五代千户公保之时。由于当时社会秩序不够安定,汪什代海寺多次遭受威胁。因此,在公保千户及汪什代海十八个部落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根据全寺喇嘛僧徒的请求,由彭措仓活佛亲自指挥,把汪什代海寺从塔日卧迁到了下滚艾日。

    至于以后所定的阿汉达赖地区与上述两个旧寺址相比,这里土地辽阔,森林茂密,草盛水足。正可谓宜牧宜农,令人向往的一块胜地,因此,藏历第十五年胜生铁猴年(公元1920年)扎喜坚措(汪什代海阿日苟人)等便再迁寺址于阿汉达赖这块僻静优美之地,当时先修了一所简陋的禅坐静房,供僧徒进行佛事诵经活动,后来彭措仓活佛又来这里进行主持。从那时起直到藏历第十六胜生狗年(1958年)期间,汪什代海寺从各个方面不断进行扩建,做了很多饶益人生的崇高事业。

    这座号称讲修尊生寺的奠基人是大金刚持佛化身第六世香萨、罗桑克尊、夏智旦曲嘉措,他应以汪什代海第六任大明千户华布桑为首的众多信士的请求,于第十五胜生木牛年(1925年)驾临汪什代海地区,向藏蒙两族从金刚弟子广泛深透地赐教甚深妙道弥札百法灌顶的时候,汪什代海千户等信士们恳切提出修建一座寺院的要求,得到允诺。有原告由东登彭提仓活佛等所据的这块地方的后山,高耸入云,犹如像撑起了一把美丽的白色宝伞,靠西,小山环绕,如同右旋的海螺,东北方的同普山,好似胜幢被高高举起,西南方的小山婉如金色的宝瓶,中央两个小丘像湖中的金鱼自由游玩,寺前的平滩像是陈列着吉祥结一样,东南西北极目之处地形婉如八法轮,被八瑞点缀得灿烂夺目,因视此地西至彭措道兰木,此到甘丹铺。

    寺院以西较远处,有寺院的基地。

    汪什代海寺的主要建筑有二:一是大经堂,一是弥勒佛殿。

    大经堂的建筑形式是两层楼房,从殿堂大门到后墙共进深十间,宽七间,连带侧门,走廊和大门二十一间,装有天花板、地板的房屋有八间,装有佛像供案的有七间,总计房屋有一百六十一间。

    大经堂顶上没有胜幢和金顶,大殿里面的宝座上供有释迦三师和宗喀巴大师的塑像,像高约有一人,还有密乘忍怒九神、五护法神等塑像,有宗喀巴三师弟的大堆绣像,殿门及房内有很多卷轴画:内藏经籍有《甘珠尔》、《丹珠尔》大藏经和宗喀巴师弟,果芒和杰尊的论典有很多典籍,殿内还装有花盖、胜幢、柱面,满珞,半珞等等,殿内还藏有唢呐海螺、锣、鼓等之类乐器,其中最为珍贵的是一把拉铜号,那把铜号来源于西藏三大寺院之一的色拉寺杰巴扎仓。其所以最为珍贵的那是因为汪什代海寺原是拉加寺的分寺,而拉加寺又是色拉寺的分寺,于是杰巴扎仓将此无价之宝的古铜号赠给了拉加寺,后来拉加寺转赠给了汪什代海寺。此处还有由拉加寺馈赠的一条内装阿柔大格西祖长的贵重锡枚。大经堂里面有八根殿柱,每根柱都由绒毯包装,有供僧人坐的优质长垫,殿外四周有记载着一亿个六字真言和一亿个度母。

    其次,弥勒佛殿的建筑,也同大经堂一样是两层楼房,从正门到后墙进深五间,横宽五间,侧门、走廊、大门计有十间,此外带有天花板、经架、供案的十间。弥勒佛殿四周有百字明大经轮,殿堂里面主要供有约两层楼高的至尊弥勒佛的塑像,还有不计其数的泥塑像,卷轴画和供品等。

    本寺系法相学院,寺院的纪律、修习、考试、法会供养、朗诵、绘画、演奏乐器、委派执事等均依照拉加寺成规,从拉加寺和德杂寺先后聘请通晓五明的大格西,建立了相关学院,设有七个班级,考试制度和拉加寺一致,从而拥有不少智慧才能卓赛而获得“白恰瓦”称号的僧人。

    汪什代海寺有活佛和僧众共二百多人,这里只有简略地列举其中几位受大德光临住持并常住本寺的高僧以及他们的昂欠概况:

    他们是香萨活佛那萨阿克仓,那仓贤巴曲智仓、儒芒仓、资一海仓、加赛仓、苟日仓、喇嘛夏补仓、阿柔彭措仓。

    他们的昂欠情况是这样的:香萨仓活佛的是两层类房,上下供十四间,那萨阿克仓的是六间,那仓巴曲智仓是十一间,芒仓三十二间,资一海的是十二间,加赛仓的是八间,苟日仓的是十三间,喇嘛夏扑仓的是八间,阿柔彭措仓的是三十间。

    本寺每年定期举行的法会,期供主要有长净、安居、解制等三事仪和夏居期间的诵经活动。

    法会有四次,即:

    夏季法会,日期是藏历五月十三至十五日;

    冬季法会,日期是藏历十一月到十二月初一;

    秋季法会,日期是藏历八月到九月十六日;

    春季法会,日期是藏历正月十六到二月十六日。

    期供有九次,具体名称和日期:

    正月祈愿法会,日期是藏历正月十五;

    三月修供仪轨,藏历三月初八至十八;

    四月封斋节,藏历四月初八至初十;

    五月供养,藏历五月初一至初五;

    六月《甘珠尔》讽诵甘珠尔大藏经,藏历六月十五至二十日;

    七月期供,藏历七月初七到初九。

    八月“坚久”学习现观庄严论和入中论,藏历八月上半月;

    十月五供节,藏历十月下半月至二十日;

    十一月善行,供奉阿柔格西大师;

    1924年至1949年期间,塔哇有十来户,牛马共两千一百五十头(匹),绵羊一千六百六十只。解放后,寺院有了迅速发展,到1958年时,塔哇增加到二十一户,牲畜达八千多头(只、匹)。寺院的草山也有一定的规模。其地界:东边从帕旺达卓到松木隆,南边从昆迪,向下至赛什克热日阿玛,西边是俄尕日齐老以内的地方,北边萨那贡卡和阿日察汉郭勒姚托以内的地方,都属寺院的牧场。

    1958年民主改革时期,汪什代海寺曾遭受破坏,活佛和僧众有的被逮捕,其余都被解散,甚至连寺院的名字也给取消了,1962年虽说汪什代海寺按汪什代海十八个部落的要求,一时得到了一些恢复,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寺院两次遇到更为严重的破坏,所有建筑物被拆除,寺内的各种珍贵文物和塔哇的马、牛、羊等牲畜都不知去向,大经堂和弥勒佛像都被拆除,只剩下残墙断壁、令人悲哀。

    1981年随着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经有关部门批准,恢复了寺院,目前全寺活佛僧人已达二十多人,从而又开始寺院建设,特别在1986年已修建了大经堂和部分僧舍,工程尚在继续进行着。

    天峻县政协搜集整理

    天峻县历史上的房屋建筑

    陈佐邦

    在广袤的天峻草原上,到处是牛羊牲畜,随地有炊烟缭绕。可是在1954年建县前,全汪什代海只有汪什代海寺院(即现在的阿汉达勒寺,扎查寺院(也叫织合玛寺)和汪什代海千户丹科家3处有房子。18个百户部落的牧民群众均居住在随水草而迁徙帐篷之中。虽然在县境内发现生格乡的阿什扎歇隆、快尔玛乡的达拉喇呢、天棚乡的铁木加等古迹,但这些古迹的建筑有待进一步考证。据自己所知,将天峻县解放前建房和建县后的主要基建情况略述如下:

    一、在《后汉书》上所记载的西王母石室就是离县城约20公里现为羊角乡的二郎洞,曾称西王母寺。东晋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在甘肃张掖成立的北凉王朝首领泪渠蒙逊率兵进军青海。经金山(甘肃山丹县南)达青海湖滨,击败当地羌人部落,直抵青海湖以西及盐地。泪渠蒙逊朝拜过西王母寺。70年代修建铁路时在二郎洞前山根处发现不少杂砾,证明这里的确有过房子。很可能就西王母寺址。

    二、据说,1920年汪什代海寺由沓吾尔迁到更尔日盖雪嘛。由老活佛尚朱世公主持修建两间土房。1932年在老千户华布藏(丹科舅父,也是丹科前任千户)策划主持下,在现在的阿汉达勒寺地方修建经堂和僧舍150间,因而叫阿汉达勒寺。

    三、1935年扎查寺大兴土木,修建寺院,共盖经堂和宿舍70间,由原来的账房寺变为固定的房舍寺院。

    四、1947年,汪什代海千户丹科在其冬窝子里拉地方打庄廓两付(各为前后院),各院修建土木结构平房各10间,一院为丹科儿子丹洛居住。

    五、据传说,在解放前的30至40年代,尕河乡的花尔地有20多户种大烟的人,盖有土房40多间。

    1953年10月12日,天峻工委一行83人到达汪什代海草原,一过关角牙豁就看到黄羊成群、野马结队、绿茵茵看不到边的大草原、白泊泊望不到头的布哈河,可就是不见屋,也没有院落。同志们心潮澎湃、惊喜交集、眼望四周,觉得好象他们自身和周围的大自然合成了一个有机体,各部分都快乐和谐,相互贯通。草原太美丽了,决心在草原上干一辈子,把草原建设的更加美好。为了避风,共委机关就在黑刺灌木林中安营扎寨(离现在县城约5公里处)。1953年11月19日至24日召开的自治区筹备协商会议上决定,从54年开始,天峻县解放后第一次修建房屋,设计县机关大院,并责成秘书室(即现在的办公室)负责筹备,1954年5月4日行政会议决定成立“修建委员会”、由工委书记李建夫任主任、财政科长王占山、秘书(即办公室主任)郭生玉2人任副主任,抽调马慰澡、李多良、石怀琪、李世昌等同志负责工地,李多良负责砖、瓦、灰的生产,李世昌负责木料的采伐和运输。设计施工单位是西宁私营成华营造厂。计划修建76间房屋,建筑面积为1585.82平方米、砖木土基结构,预算13亿6千万元(旧币)当年峻工54间房屋,1058.44平方米。1955年全部峻工。政府大院的基建是在当时一无管理人才,二无基建经验,三无建筑材料的困难情况下搞起来的,体现了“艰辛创业、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木料是从希里沟山里马车拉运的(马车负责人马德海),往返四天才能拉一趟,吃住都在露天,木料以斤论价,拿大称过木料,因为抬不起,称了一头另称一头,白灰、青砖、蓝瓦全部是本地烧的,由陕北人李积良经反复多次试验终于烧成了天峻历史上第一次自产的砖瓦石灰,解决了用材的困难,完成了基建任务,创造了在海拔3500米以上搞基本建设的经验。这院房子近40年还是那样坚固,除布局欠佳外,其它的均属天峻解放以来建筑史上第一流的。

    从1955年开始,县邮电局、贸易公司、银行、税务局、学校、卫生院、粮站、民警队(县中队)及各区、乡政府所在地的商店、学校、卫生院、兽医站等都先后盖起了房屋,这些建筑的详情恕不细述。

    1958年下半年由县财政投资60.734万元,州投资10万元筹建的50千瓦的小型柴油发电厂,8月动工,在铁道部天峻402工区的大力支持下于11月21日建成。59年元旦正式发电。1959年投资15.54万元,建筑面积621.78平方米的职工礼堂(现在的职工俱乐部)修建起来。这时县城已初具规模了。1978年至1986年相继修建了影剧院、县医院楼和电视台、新华书店、银行、邮电、招待所、财税、藏医院、三结合中心等10幢楼房。建设成就是巨大的。全县累计峻工面积约达82421.12平方米,累计完成投资约1586.67万元。其中居民住宅约27834.01平方米,人均占有房屋面积约7.4平方米。牧民在冬季草场建房3000多间,投资100余万元、牧民群众冬空窝子基本上都住上了房子。

    作者系原天峻县干部

    天峻县第一所民办帐房寄宿学校

    陈佐邦

    天峻县在1954年建县前称汪什代海,共18个百户部落,为纯藏族的游牧区。全县除3个寺院的中上层喇嘛僧侣懂藏文外,牧民群众中识字的极少。解放后汪什代海划为都兰县第二区。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汪什代海部落的民族上层人士和千百户头人先后数次赴北京、上海等地参观,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为进一步增长知识,都兰县派赴汪什代海工作组在县委组织部长郝全珍的率领下因势利导,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宣传学习文化的好处,使牧民群众懂得要想当家作主,必须要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当干部,办事情。学文化必须办学校,以副千户秋什杰先生为代表的部分头人在县委工作组的帮助下,于1952年7月办起了汪什代海部落历史上第一所帐房寄宿学校。

    一、学生来源:当时解放不久、群众顾虑较多,自愿上学的不多,为了保证学生来源,头人们便采用了惯用的摊派法,即根据各部落男性青少年数。给各部落分摊一定的学生数、各部落在用抓阄的办法落实到牧户。有的头人带头让自己的子弟去上学,也有极少数是富户顾用来的。第一批经摊派确定招生108名,实到80人。这批学生中后来参加工作,当了干部(有的当了州县乡的领导干部)的有:索才、豆合拉、而今、尤金(为时很短就上西北民族学院)、旦洛、尕尔贡、吉合太、普什科、西毛太、赞公、羊洛、彭措、多尔巴、旦金木、项列加改,豆改、尕藏合、郭加托、冷直布、之旦、吉合加、多尔德、更直布等。这些人后来除大部分当了行政干部外,有的当了教师,如西毛太、赞公、羊洛等;有的当了兽医,如旦金木、多尔巴等;还有到商业战线工作的,如吉合加等。1954年至1958年在县、区、乡政权建设中培养、吸收的民族干部大多数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二、课程设置和学习方法:当时的学生都是文盲,一个水平。不分班级,没有课本和学习用具,大家都学藏文字母,学习方法是每人一小块木板(学生自备)用动物油(大部分用肉汤上的浮油)摸在小木板上,再撒上灰,待凝固后用小柴棍在上面划写,没有什么黑板可用。只学语文,不教数学。老师用“单兵教练”的办法教学生写字,读音则用“集中”教学法,学生集中在草地上坐定,老师领念一句,学生跟读一句,这种教学法虽然落后些,进度慢些、但学的扎实,记的牢。大约到1955年才有了课本,老师也增加了,除教语文外还设数学课,课本1至8册、学完8册就算毕业了。

    三、办学经费:办学经费都由各部落牧民承担,摊派方法是旧社会摊派税款的“旦果”负担法:先由汪什代海头人们按各百户部落的“旦果”多少摊派给各部落,再由百户头人们按本部落各牧户“旦果”多少分摊到各牧户,各牧户把钱物交给头人,由头人统一上交到汪什代海大头人手里(具体负责人是羊桑)。

    四、学生的伙食标准和生活管理:1、每个学生每年交3只羊、1头母牛,粮油当时不定量。2、学生一律穿着蓝色藏式长袍,丝绸红腰带,顶缀红穗的白毡帽。3、全部住在牛毛帐房,学校管理员是老任、炊事员是恩德、扎保、娃多尔,挤奶员伍马等。

    五、组织领导:为加强对学校的领导,由二区区长更新木兼任校长,千户秘书措合金任副校长,后来才福旦任校长。教员是扎查部落的青排(本本子)、互助来汪什代海的罗布藏(俗称卡尕日)、上汪什代海(兴海县)的小罗布藏(在西北民院毕业后来天峻任教)。秋什杰先生常给各部落百户头人捎信带话,督催学生的经费,也不断去学校了解情况和解决问题,对巩固学校起了很大作用。

    附注:“旦果”是按各牧户各种牲畜多少一律折算成马匹,一匹马即为一个“旦果”,也就是根据牲畜多少当差纳税的依据。具体折算法说法不一,有的说两牛折一马,3羊折一马,有的则说一牛折一马,5羊折一马不等。

    作者系原天峻县干部

    海西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

    的简要回顾

    郭占雄

    一、基本情况

    (1)地理环境和历史沿革简况。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位于青海省西部青藏高原北部。北邻甘肃省酒泉地区,西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南与本省玉树、果落藏族自治州相连,东与本省海北、海南自治州为界。东西长837公里,南北宽486公里。全州总面积32.58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72.12万平方公里的45.17%。海西州因居青海湖以西而故名,州府驻地德令哈市。

    柴达木盆地在海西州境内,盆地东西长约800公里,南北宽约350公里,面积22万平方公里,占全州总面积的78.76%。柴达木盆地是国内海拔最高的封闭型内陆盆地,盆地海拔在2675—3200米之间,四周高山海拔3500—4500米。地势呈西北高东南低。

    海西州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年平均蒸发量1353.9—3526.1毫米,为年降水量的5—195倍。全州年平均气温-5.6—5.2℃,因地域广,地势差别大,各地气温有明显差异。

    海西州辖3县(乌兰县、都兰县、天峻县)、2市(格尔木市、德令哈市)、3行委(茫崖、冷湖、大柴旦),州府德令哈市是一座新兴的城市,位于海西州东北部,海拔2928米。巴音河纵贯市区,把德令哈市分成河东、河西两部分,青新公路国道315线和青藏铁路从市区通过。

    海西历史悠久。古为西羌地,西汉时分海西州东部为先零卑禾等羌人部落活动范围,西部属“若羌国”。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置西海郡今海西东部属之。东晋至隋唐时期先后为吐谷浑和吐蕃政权所控制,明初东蒙古诸部进入,明末为西蒙古和硕特部落所统治。1949年9月,青海解放。同年11月成立都兰县人民政府(驻地察汗乌苏)辖今海西州全境,直隶青海省。1952年9月26撤销都兰县,设立县级“都兰蒙藏哈萨克族自治区”,1954年1月25日改建为专区级“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区”(驻察汗乌苏),1955年12月12日更名为“海西蒙藏哈萨克族自治州”。后因哈萨克族迁往新疆。1985年更名为“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2、民族分布及人口。海西属多民族地区,“十五”末全州总人口56.17万人;其中户籍人口36.25万人,暂住人口19。92万人,有汉、蒙古、藏、回、土、撒拉等30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27.8%,其中蒙古族、藏族是主体少数民族,人口分别是2.54万人和4.3万人,分别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25.2%和42.6%。蒙古族主要分布在乌兰县、德令哈市和都兰县,藏族主要分布在天峻县一带。

    3、资源情况。海西州矿产资源丰富,发现有铁、铜、铅、锌、金、银、锡、铌、钽、石膏、天然碱、自然硫、水晶、天青石、硅灰石、石棉、化工灰岩、石油、天然气、煤等矿产84种,其中探明储量的矿产57种,产地282处,占全省探明产地的46.53%,探明储量潜在经济价值占全省总潜在价值的95%以上。在众多的矿产资源中,盐类资源尤为丰富,经地质勘探的盐类矿产地54处,已查明13个中型盐类矿床,探明储量近3000亿吨。仅在31个大小盐湖中,氯化钠一项储量达2000多亿吨,而且固液并存,伴生钾、镁、锂、铯、溴、碘等多种化学成份。

    海西州野生动物种类繁多,据调查,鱼类27种,两栖类2种,爬行类3种,鸟类107种,哺乳类57种,植物类193种,另外动植物类药材782种。

    全州有天然草场14558万亩,占总面积的29.70 %。其中可利用草场13355万亩,占草场面积 91.79%。在水土资源和气候较好的山间盆地和河谷地带有宜农耕地150多万亩,实有耕地57.77万亩,已种植的有47.93万亩。

    全州有林业用地542162公顷。其中灌木林268017.4公顷,有林地6654.8公顷,疏林地9644.9公顷,森林覆盖率8.4%,主要有圆柏、云衫、杨树、柳树等。为维护生态环境发挥了作用。

    二、社会发展历程和现状。

    1、解放初期各民族所处的社会形态和经济状况。

    1949年9月青海解放后,即成立了都兰县,后成立了自治州。解放初期即1952年,在青海省文教厅的支持下,都兰县办起了第一所牧读小学,蒙藏族群众从此开始受到了文化教育,县、区、乡、村级组织逐步建立。党在民族地区的各项方针政策得以落实。1952年在农牧区贯彻“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区牧主两利”和大力扶助贫苦牧民发展生产的方针政策,开始对牧主的剥削量适当限制,废除了草原的封建占有制和无偿劳役,组织劳动群众普遍成立了“保畜委员会”、“生产管理委员会”“草原管理委员会”,贫苦牧民开始自愿组织变工互助,小块农业区废除了封建地租和高利贷等,充分体现了当时对一些封建牧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贫苦牧民帮助恢复发展生产等措施,使蒙、藏族群众生活逐渐摆脱了依赖牧主头人,靠牧工生活的贫困状况,根据当时青海刚解放,流窜在海西地区的土匪侵扰地方安宁的情况,组织地方民兵边生产边剿匪,歼灭了残余分子,确保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但是由于解放初期,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经济非常落后,1949年海西地区各类牲畜存栏仅47.95万头(只)。全地区农作物播种面积仅1.2万亩,粮食总产量988.3吨,油料总产6.6吨。交通运输主要靠畜力和大板车。在此之前,民国35年(公元1946年)虽修通了青新公路西宁至茫崖段1071公里的沙石路面,但由于无人护养,不到一年既交通中断。解放前,海西地区只有20多户兼营农牧业的个体私营商贩。1950年,只有在都兰有唯一一家国营门市部,商业职工只有17人。这一切充分说明,解放前受蒋马匪帮的统治,再加上牧主头人的剥削压迫,广大牧民生活十分贫困,民族地区经济异常落后。

    2、国家为扶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步采取的特殊方针、政策和措施。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经济建设是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海西作为一个以蒙藏为主体民族地区,按照全国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的十条经济建设文件,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坚持国家帮助和自力更生相结合的方针,从1954年开始国家加快了柴达木盆地资源的开发进程,相继建立了冷湖、花土沟石油局、茫崖石棉矿、锡铁山矿物局、大柴旦化工厂等大型厂矿企业,这些企业不仅给国家在困难时期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且也带动了民族经济的发展,使海西州成为全国三十六个自治州中唯一上缴财政的一个州。

    民族工作也和国民经济一样进入发展时期,首先加强各级政权组织,按照党的民族方针政策,大力选拔民族干部,以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为奋斗目标,在工作生产生活中相互依存,重点解决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草原纠纷,消除民族间隔阂。

    在畜牧业发展方面,从1950年开始,认真贯彻了有利于民族地区畜牧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加强了畜疫防治和草原建设,进行绵羊改良和良种选育等工作,至1969年的19年间,牲畜连年增长,1959年达144万头(只),1969年猛增到248万头(只)的历史最高峰,比解放初期增长4.2倍。

    农业生产也发展很快。从50年代初开始,兴修水利,开发良田,在抓好农村农业生产的同时,大力开办国营农场,积极发展绿洲农业,到1958年时,相继建立了德令哈、格尔木、马海、香日德、诺木洪、戈壁、怀头他拉、赛什克等近10个农场。1957年,全区耕地面积达26万亩,农作物播种面积18.8万亩,粮食总产量达21361吨,分别比1950年增长15倍和20多倍。

    工业生产从50年代初开始,国家在海西进行大规模勘探后,相继建成石油、石棉、铅锌、煤炭、电力、硼砂、钾肥、盐业、建筑、运输、农机、汽车修理、粮油加工、畜产品加工等工矿企业。1956年,海西的地方工业产值53万元,占工农牧业总产值的28.2%。民族地区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

    3、“左”的指导思想干扰下,民族地区出现的不稳定状况。

    “二·五”期间,正值开展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极力追求高指标,至1960年工农业总产值猛增到20769万元,较1957年增长2.6倍,后来由于浮夸风愈刮愈烈,加之自然灾害的影响,经济发展出现不正常的大起大落,到1962年工农牧业总产值降到7978万元。由于58年“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中一些建材、加工、采矿、养殖、运输行业的一哄而起,盲目上马,1962年后便纷纷下马。与此同时1958年至1960年,由于防叛工作中发生扩大化错误,693人因涉嫌达赖集团叛乱事件,被错捕、错判,11282人被错集训,酿成了海西州解放以来最大的错案。1962年部分进行了纠正,1981年后全部平反。由此可见,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民族地区和全国各地一样也出现了浮夸风,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58年9月18日,赛什克农场放出高产“红卫星”,称一亩零九厘九毫春小麦亩产8585斤,这是青海省大跃进期间小麦产量浮夸的最高记录。民族地区经济遭受很大的破坏,防叛扩大更使人民生命财产蒙受巨大的损失。

    从1962年开始,海西民族地区认真贯彻了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经过三年调整后,在“三五”期间的1966年工农牧业产值开始升到11635万元。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左”倾思想又开始抬头。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1970年工农牧业总产值9105万元,比1966年下降了21.74%,直到“四五”“五五”期间,一直处于徘徊状态。“文革”初期,党政机关也受到一些冲击,扰乱了正常的工作秩序。

    三、“十五”前海西民族地区发展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1949年前,海西境内的各族人民在国民党、马步芳及本地的反动阶级统治下,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后,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开辟了民族平等团结的新纪元,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令和措施,提倡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民族之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的行为。从而改善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五十年代初期,为了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改善民族关系,党委多次派出访问团、慰头团、工作组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进行民族平等、团结教育。党和政府还派出民族贸易队,医疗队帮助少数民族人民解决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发放救济和无息贷款,为群众免费治疗等,体现党和政府对各民族的关怀。

    1953年6月底至7月,自治区党委召开了政府委员,政协委员联系(扩大)会议,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汉族、回族、撒拉族代表、牧民、教员及各族各界人士14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进步的问题,会议传达了兰州会议精神,重点解决了蒙古族、藏族与哈萨克族之间的民族隔阂和蒙古族与藏族之间的一些重大草山纠纷,以及一些旗与部落之间和民族内部之间的纠纷和矛盾,建立了平等、团结的民族关系。

    五十年代初期建立起来的民族关系,虽然在向着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方向发展,但它毕竟还不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民族压迫制度尽管废除了,但少数民族内部旧的社会制度还没有彻底废除。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民族内部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仍然存在。产生民族对立和民族不平等的阶级根源并未消失。五十年代中后期,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各民族内部旧的社会制度彻底被废除,剥削阶级基本上被消灭,自治州的各民族间开始建立起经济上不受剥削,政治上一律平等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首先,各民族能以平等地位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并保证在各级政权中有平等权利。自治区党委对各少数民族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的代表委员名额做了专门的规定和特殊照顾,在各级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中都有适当数量的各民族代表。同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自治州的州长,人大常委会主任都由区域主体民族的公民担任,各级政协机构中注意安排了少数民族领导和工作人员,保障了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在使用民族语言文字上,保障了各民族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自治州境内出版书报刊物以及广播、法院在案件诉讼等方面,使用蒙、藏、汉三种语言和文字。在民族风俗习惯上,保障了各民族拥有保持或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和权利,这些政策和措施,使得自治州过去地位低下的各少数民族,都以平等成员的身份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了自治州的主人。

    其次,加强民族政策教育。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在广大少数民族中进行民族政策教育,使他们了解和掌握党的民族政策,逐步消除了各种疑虑和误解,把加强民族宣传教育放在重要议事日程上,每一、二年进行一次教育,使民族地区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普遍有了提高,各民族相互尊重,相互团结,共同发展生产的风气逐步形成,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58年起在民族工作的指导上,开始产生了“左”的错误,也忽视了民族政策的教育,1961年西北民族工作会议以后又重视了民族政策的教育,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民族工作又遭到了破坏。

    1976年粉粹“四人帮”后,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针对“文化大革命 ”中造成人们民族观念淡薄的实际,自1990年开始,在全州范围内普遍进行了民族政策再教育,主要内容是国家民委编写的《民族政策讲话》和《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既要克服大汉族主义,同时又要克服地方民族主义。通过几次开展民族政策再教育,解决了民族关系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提高了对民族政策的认识和维护民族团结的自觉性。

    海西州对1957年反右斗争中被错划的右派分子给予了改正,并根据情况做了妥善安置,对1958年至1960年防叛期间造成的冤错案件,全部予以平反,并发放了抚恤、救济款67万多元。其次农牧区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至1985年时,全州牧业生产实行了“作价归户,私有私养”责任制,民族地区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制定了《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民族地区充分享有自治权利,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得到全面保障,促进了民族间的团结合作,共同发展。同时国家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使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健康成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广大农牧区进行经营体制改革,畜牧业生产在调整结构的同时,逐步向提高经济效益方面转变。从1983年开始在牲畜头数稳定在210万左右的基数上,每年保持出栏牲畜20%左右,1995年全州各类牲畜达到220万头(只),农业生产以加强管理和提高单产的经济效益为主,全州农业生产稳步上升;1984—1990年连续7年获得丰收,1997年粮食总产量达到6757万斤,海西工业发展迅速,西部已成为重要的石油工业基地,东部建成以农牧产品加工为主的轻工业基地。中部和南部成为盐化工和石油化工基地。境内有中央、省属企业12家。国民经济结构由传统农牧业经济转变为以矿产资源开发为主导,以盐化工业为龙头、工农牧业共同发展的经济体系,“八五”期末工业总产值达到16亿元,“八五”期间年均增长15.05%,1995年全地区财政总收入3.396亿元,“八五”期间年均增长25.6%。在盐湖资源、矿产资源、农牧资源开发中建成了一批项目;能源、交通、通信业基础设施得到加强,109、227和315三条国道贯穿境内,青藏铁路、民航直通格尔木,邮电通信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全州八个县、市、行委已全部实现电话程控化,进入全国直拨网,1995年总装机容量达1,56万门,兰西拉通讯光揽通过境内,龙羊峡330输变电已通海西乌兰县,1999年可通格尔木,1995年全州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3195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1459元。民族教育迅速发展,全州形成州有民族师范,县有民族中学,乡有寄宿小学的格局,少数民族学龄儿童入学率1995年达86.61%,其中纯牧区77.7%。

    作者单位;海西州文联

    察汗乌苏的记忆

    李汝鑫

    1949年,都兰县迎来了自己的新生。这一年,听到西宁解放的消息后,国民党驻守在都兰县的官僚们仓皇而逃。

    远赴都兰,环湖草原遇风雪

    1949年9月10日,我经人介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军管会交通处无线电总台从事译电工作。同年9月20日,西宁市军管会交通处无线电总台台长周信基突然找我谈话,组织上将进行都兰县人民政府的筹建工作,我被指派为都兰县人民政府的译电员。周信基还交给我一本代号为“都密”的译电本。

    根据组织安排,我和另外几名同志来到了都兰县县长王本巴位于西宁市香房巷的家中。事后我才知道,王本巴曾是解放前青海前蒙古族二十九旗驻京(渝)代表,他不仅精通蒙、藏等民族的语言和文字,而且十分拥护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在王本巴家,我见到了都兰县人民政府秘书康熙俊,康熙俊是都兰县政府筹备小组中唯一的共产党员。当时,西宁市军管会副主任张国声统一管理着全省的各项军政事务。在筹建都兰县政府的十多天里,我几乎每天都要到张国声处领取枪支弹药、帐篷、电台等物。那时虽然工作很辛苦,但心里热乎乎的,一想起一个新生的政府即将成立,他时常兴奋地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有一天,张国声将一枚用汉、藏、蒙三种语言刻制的印章和一面五星红旗交到了我手中,并神情庄重地叮咛我说:“这些都是都兰建县不可缺的东西,一定要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它们。”

    回到家后,我小心翼翼地将那枚公章藏在了胸前的口袋里。那时的自己心里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和期待,暗暗发誓无论经历再多的苦难,也不会辜负组织上的重托。10月5日,高原的天气渐渐转凉,我和20名干部战士一起在渐浓的秋寒中,踏上了前往都兰的旅程。

    走过湟源县城,青海湖就在眼前了。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在青海湖北岸走了许久许久,那是一次艰苦卓绝而又充满无限浪漫的旅程。水天一色,水鸟飞翔,这幕人间美景对于从未出过远门的我来说,充满着诱惑。但不等我对美景有太多的流连,环湖草原上那年的第一场雪就猝不及防地降临了。已经在草原上跋涉了半个月的队伍,被迫在青海湖畔扎下了帐篷。在这里,我也迎来了出发后的第一个任务──拾牛粪。

    站在白茫茫的雪地里,我有些茫然。当地牧民告诉他,雪地中那些黑色的斑点就是牛粪。我埋着头深一脚浅一脚地向草原深处走去。这个看似简单的活对于从小在西宁城里长大的我来说,无疑是一种艰难的考验,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拾回了两块牛粪。当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赶回帐篷时才发现,战友们早已满载而归,等待他的是一顿香喷喷的晚饭。比起日后的经历,这的确是一件小得再也不能小的事情,就是这件小事让年轻的他意识到,成就一番事业,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这样的想法,也坚定了他筹建都兰县人民政府的信心。

    雪依然下着。风雪中,我和战友们向着都兰的方向艰难前行。

    五星红旗在农家院落升起

    11月3日,我和战友们终于到达了今天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希里沟地区。

    希里沟是柴达木边缘的四大绿洲之一,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早在清朝时,就有河湟地区的农民来到这里垦荒,自然形成了一个小镇。为了方便管理,民国政府特意在这里设立了垦务局、邮政所等单位。西宁解放后,马步芳的残兵撤退到了这里,他们烧毁了地里未来得及收割的庄稼和部分民房后扬长而去,我到达希里沟时,那里已是满目疮痍。

    我和战友们住进了希里沟尕巴村的一户农家。尕巴村是一个只有12户人家的小村落,马步芳的残兵溃逃前曾在群众中大肆造谣,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离开故土,那时的尕巴村几乎是一座空城。

    在尕巴村安顿下来后,我就开始在当地群众中做宣传工作,听了我的宣传后,老百姓的情绪安定了下来。

    11月7日是个意义深远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都兰县人民政府成立的日子。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我和战友们早早就忙碌了起来。没有旗杆,我就将两根椽木接在一起,没有主席台,就在一面土墙前摆了一张方桌。闻讯赶来的群众挤满了院子,他们盯着墙壁上的领袖画像,眼里满是好奇。

    上午10时许,大会正式开始,我和战友们升起了五星红旗,康熙俊随后宣布都兰县正式成立了。看着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我不禁心潮澎湃。

    从希里沟到察汗乌苏

    那是一段艰难的岁月,从西宁出发时带的粮食早就吃完了,当地老百姓当年的收成绝大部分都被马步芳的残兵祸害了,实在拿不出余粮供给县政府,解决县政府工作人员的吃饭问题成了燃眉之急。回忆起那段岁月,我的眼里不禁溢满了泪水。他说,就在县政府即将断粮的时候,希里沟一位姓马的农户将他家多年来从牙缝里省出来的700斤小麦卖给了政府,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把麸皮都吃了,结果好多人连大便都解不下来。不久后,我听说离希里沟100公里外的察汗乌苏小镇地处交通要道,人口稠密,便于筹粮,更重要的是,旧政府撤退时留下了大量的建筑,可以作为县政府的办公地,在请示青海省军政委员会后,刚刚成立的都兰县人民政府搬迁到察汗乌苏。

    11月20日,我辞别了尕巴村的村民,向察汗乌苏挺进。

    当满怀希望的我风尘仆仆地来到察汗乌苏时,已经是当年的12月2日了。

    察汗乌苏远没有想象中的繁华,一条200米长的街道上终日不见行人,更要命的是,国民党撤退时留下的办公场所虽保存基本完好,可门窗都拆卸了,根本无法正常办公。

    在一位当地人的介绍下,都兰县人民政府在一所民宅里安顿了下来,克服了重重困难,开始开展工作。在王本巴和康熙俊的安排下,县政府将管辖的地区分成了3个区,并以区为基本的单位,对所辖地区开展了各项管理。

    1950年1月,都兰县人民政府召开了一次民族联谊会,王本巴县长利用这次机会,向参加会议的代表,宣传了我党的民族政策。同年2月,都兰县人民政府又成立了茶卡盐务局和第一家国营商店。在我看来,都兰的一切充满了生机,然而,等待他的将是又一次严峻的考验。

    一发子弹和一只野兔

    春天来了,那是我在都兰度过的第一个春天,但这个春天我过得并不愉快。

    县政府的粮食就要吃完了,而从西宁出发时带的筹粮款也全部花光了。面对这样的情况,不少同志在和王本巴押送国民党特务回西宁的时候要求调离了都兰,而我却留了下来。自己之所以选择留下,是因为我没有忘记张国声把那枚印章交到自己手中时的神情,那是一份怎样的嘱托呀!

    有的战友走了,我和留下来的同志清理了食堂中的物资,发现了半袋青稞面、半坛清油、一桶粉条,看着这些仅有的家当,我的心里第一次闪过一丝恐慌。

    就在县政府的一部分人员离开不久,马步芳的残兵又一次在都兰县的宗家沟地区出现了,他们扬言要把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全部“清理”干净,情况立刻变得严峻起来。我将电台藏在院子里的一个排水沟里,自己化装成老百姓,每天在县政府门口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有一天,我在王本巴的抽屉里发现了一把被戏称为“美国老扒拐”的手枪,这让他大喜过望,当他打开弹夹时,发现里面只有一发子弹。时间一天天过去了,饥饿和恐慌煎熬着年轻的同志们。有一天,我和另一位留守的同志在院子里发现一只野兔,已经好几天没吃过一顿饱饭的我赶忙掏出手枪,冲着那只野兔扣动了扳机。

    枪响之后,野兔一头钻进了草丛,站在我身边的同事飞快跑过去,不一会儿就从草丛中找到了那只“光荣负伤”的野兔。我没想到,自己从未打过枪竟能用仅有的一发子弹,换来一顿像样的午餐。

    危难之中,我和战友们一次又一次得到了都兰县老百姓的帮助,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支持,我和战友们才从困境中艰难地挺了过来。

    那年5月,解放军进驻察汗乌苏,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粮食,还给我带来了周信基的问候,泪水再次模糊了我的双眼。

    如今,78岁的我和老伴在西宁过着宁静而幸福的生活,每每回想起解放都兰时的那段岁月,心中总有无限感慨,因为1949年的察汗乌苏,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

    都兰县政协供稿

    建国初期都兰的农业开发及随想

    张嘉选

    都兰农业发展的历史,可以上溯至3000年以前。从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农业生产工具及麦类农作物的遗痕看,早在公元3000多年前,都兰就已经不再是未经开发的处女地了。而将人类在都兰事农记载于史册,则见之于中前清时期。雍正5年(公元1727年),清朝政府曾组织戍边大军在都兰的诺木洪地区从事屯垦。当然,这属于零星的、不见规模、不具时日的权益之举。而可谓之开发,当属民国时期。

    马步芳政权不仅在都兰的香日德、察汗乌苏、夏日哈等地从事过开荒造地,而且还成立了专事管理屯垦的机构──垦务局,且垦务局的下属机构一应俱全。这表明国民党政府对都兰的农业开发不是一时之举。由之对马步芳政权在统治青海时期的所作所为附带作一客观评价的话,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也许马步芳等统治者在青海坏事累累、恶贯满盈,但他们在西宁、在都兰、在青海其他地区架桥筑路、植树造林是应该被历史所称道的。如果笔者这一观点能够得到认可的话,那么,对民国时期马步芳政权在都兰所从事的农业开发可否做这样的评价:开垦土地有限──解放初整个都兰县仅有1.1万亩土地便是明证;农作物种植数量有限;粮食产量有限;发展都兰农业几无大的作为。但植树造林颇有成就──解放后矗立于香日德班禅行辕附近及其他地区的茂密参天的大白杨便是马步芳政权植树造林小有“业绩”的见证。

    笔者对马步芳政权在都兰的作为作如是评价决无粉饰他的用意。实则想说明,虽然马步芳政权在都兰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对这些事情还很难上升到他们为都兰的农业发展做出了多么大的贡献的高度。毕竟,都兰的农业在民国时期确无大的发展。实事求是地说,都兰真正走上大农业发展之路,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都兰农业是伴随建国初期新中国对柴达木盆地的开发而得到迅猛发展的。1954年,在柴达木盆地的地质勘探获得突破性进展之后,祖国四面八方的开发大军云集柴达木。柴达木沸腾了。但燃眉之急亦随之呈现:进入盆地的数万开发者要吃饭!但粮食主要靠外运非常困难,路程遥远,运力不足成为瓶颈制约。开发大军面临生存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青海省政府、柴达木工委迅速作出决定:就地取粮──就地开荒,扩大可耕地面积,大兴农业,建立粮食基地,争取粮食自产自给。为达此目的,青海省和柴达木工委采取了移民开荒、兴修水利、建立农场及大力提倡、大力鼓励、大力支援当地农民积极发展集体经营的农业经济和国家大量投资、兴办规模较大的国营农场,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等具体措施。这一举措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都兰的农业在建国后节节攀升。

    对建国初期人民政府在都兰发展农业的过程及结果在此均无详述之必要──拙作《柴达木开发史》对之已有涉略。笔者谨想对建国后党和政府在柴达木、在都兰发展农业的两大壮举做简单论述。

    一是大兴农场。从1954年开始,在柴达木盆地相继兴建了规模大小不等的国营农场。到1960年,包括劳改农场、青年农场、职工农场等在内的各种农场达25个。在都兰建起的第一个农场是诺木洪农场,时间是1955年1月。到1960年,都兰县的各种性质的农场已有8家。分别是诺木洪农场、香日德劳改农场、香日德农场、怀头可日农场、夏日哈农场、察汗乌苏农场、都兰县职工农场和依克高里青年农场。在这诸多农场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察汗乌苏青年农场。也许察汗乌苏青年农场没有诺木洪农场那样的辉煌;没有香日德农场因创造了单产小麦1013.05公斤的全国最高纪录而那样卓有成就,但察汗乌苏青年农场从组建到发展都充满了传奇,充满了感动。

    察汗乌苏青年农场的前身名叫察汗乌苏青年农庄。从其名称看颇有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味道。该农庄由5 00名远从河南千里迢迢来到青海的有志青年所组成。青年农庄之所以选址于察汗乌苏,是因为这里的农业较之于盆地的其他地区要有点历史。马步芳政权在盆地所建立的专事农垦的管理机构──垦务局之所以选建在察汗乌苏,与该区具有发展农业的基础有直接关系。新中国刚刚成立后不久,新生政权曾经在该地区建立过农场。所以,当1956年3月18日由青海省政府正式命名的青海省察汗乌苏青年农庄成立时,这里已有农垦和农业发展的经历。

    察汗乌苏青年农庄坐落于察汗乌苏小盆地东部的旧完小一带。当地政府将这里的1.6万亩荒地指定为农庄的“工作区”。尽管这里是一片荒原,但它却拥有发展农业的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一是水资源比较丰富,原来已修建的由察汗乌苏河引入的莫河渠纵穿该区;二是这里是地势平坦的小盆地,适宜大机器耕作;三是这里的土层深厚,土壤肥沃,宜于谷类作物的生长;四是交通条件较好,便于物资流通供应;五是农庄成立前当地农民在这里已经开垦了千余亩耕地,具有发展农业的基础。因此,尽管在这自然环境、气候条件都比较差的地方发展农业困难重重,但凭着500名青年庄员的不屈不挠、不向困难低头的精神,经过几个月艰苦异常的劳作,在农庄成立的当年就取得了土地开垦和粮食种植的双丰收。据1956年底统计,农庄在当年共开垦荒地5470亩。1956年,农庄共有耕地6610亩(含原察汗乌苏农场的已垦地)。全年播种6050亩,生产小麦12万斤,青稞5000斤。不要认为该年农庄收获的都是粗粮和青死粮;更毋认为庄员们辛苦一年几于白干。我认为,他们收获的是精神,收获的是意志,收获的是信念。

    我时时感叹上个世纪50年代人们的精神。那个时期的人们凭着他们所拥有的崇高的理想信念;凭着他们所拥有的一腔热血;凭着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由衷的热爱;凭着他们对新中国真挚的拥护,他们唯共产党召唤是从,只要党一声召唤,他们必然是雷厉风行,坚决照办。他们不会索取,不会讨价还价。他们只有奉献,只有苦干。察汗乌苏有500名远道而来的青年,而在青海,在西北,在西部,在全国所有的边疆又有多少青年离乡别亲,远走他乡?有多少热血青年从“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江南,从辽阔中原,从东北、华北大地,争先恐后地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能说代价不大吗?不!但凡属于人生的代价原本就没有小的!但他们抱怨过吗?后悔过吗?也许,时过境迁,当半个世纪再回首,他们会一声叹息,但青春无悔。当热血充满胸腔时,即使工作、生活于海拔高、氧气少、寒天冻地的地方,他们也会感到这是一片热土,这是一片人生的沃土!由之,当你看到如今的一些人,一些青年,一些党员,甚至党员干部为下基层挂职锻炼哪怕是一年半载也要不休地讨价还价时,你能不对上个世纪50年代终身奉献边疆、终身奉献新中国壮丽事业的人们致以无比崇高的敬意吗?!

    人是需要有点精神的,尤其是奉献精神。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建设者们给我们树起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他们的奉献精神早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早已成为共和国百业待兴的精神动力。可以设想,如果当年上千万的青年志愿者们像今天的一些人那样动辄讲条件、动辄提要求、动辄提待遇、动辄讲价钱的话,那么,新中国要想调动千军万马奔赴边疆、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那要付出多高的成本,那需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正是本文上述中所言对建国初都兰发展农业的过程和结果都无需详述的因由所在。

    二是大力发展绿洲农业。如前述,在新中国成立后10年、从第一个农场在都兰建立后6年,已有8个农场在都兰相继诞生。随着农业、畜牧业及林业的发展,每一个农场都成为都兰大地上的片片绿洲。绿洲农业遂成为柴达木盆地、成为都兰发展农业的一个亮点,一个特色。

    柴达木盆地具有发展绿洲农业的天然条件。首先是水丰。素有“德令哈的母亲”之美称的巴音河浇灌着盆地东部的大片沃土;阿拉尔河滋润着盆地西部的草地;格尔木河及其支流密布于盆地南端;鱼卡河冲出达肯大阪山徜徉鱼卡盆地,注入马海草原……还有诺木洪河、布哈河、那陵格勒河、柴达木河及塔塔楞河等大大小小的河流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纵横交错,奔流于柴达木盆地,为其发展绿洲农业提供了必不可缺的水利条件。无论是种草、种树,还是种庄稼,要使大地着绿,披上绿装,没有水就如同无本之木。其次是地阔土肥。经过建国后的初步调查,测定柴达木盆地具有可开垦成为耕地的土地有200万亩。耕地是发展农业的资本。正是拥有了这丰厚的资本,农场才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正是建立了数十个农场,才在盆地泛起了数十片绿洲,才兴起了柴达木盆地及都兰的绿洲农业。

    都兰是盆地的重要“成员”。都兰的绿洲农业是全盆地绿洲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数量上看,都兰县在建国初期具有8个农场在全海西是名列榜首的。从质量来看,这8个农场的发展都比较好,其中尤以诺木洪劳改农场、香日德农场、察汗乌苏青年农场等最为著名,亦最有成就。盆地农业的发展得益于绿洲农业的兴起。片片绿洲不仅在柴达木盆地筑起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更是农业发展的天然屏障:它阻挡了风的嚣张,沙的肆虐;它储存了氧气;它清新了空气;它影响了气候;它营造了都兰农业发展的新的环境;它改变了都兰农业发展的面貌。一言以蔽之,他促进了都兰的农业发展。

    建国后前十年是都兰发展的特殊阶段:他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大重要的历史阶段;它迎来了中国有史以来对盆地、对都兰的开天辟地的大规模开发;他跟随新中国疾速发展的脚步顺利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进入到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他也汇入到了全国“大跃进”的浪潮之中,几经沉浮……就其农业开发、农业发展而言,在这十年,都兰书写了农业发展的新的历史,创造了此前从未有过的农业发展的辉煌,取得了先人们从未有过的重大成就。与此同时,都兰在那个特殊时期也走过许多弯路,甚至也犯过比较严重的错误。比如在农业发展方面,开垦过的土地大片撂荒;违背自然规律乱垦乱殖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等等,给历史、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教训。但我们在正视历史的同时,不要苛求历史。如同对待人一样,应该允许其犯错误。我们不正是在对所犯错误的反思中逐渐成熟、逐渐成长起来的吗?

    作者单位:甘肃省委党校

    孙殿英与流产了的都兰屯垦

    崔永红

    孙殿英是何许人氏?他为何与都兰屯垦有瓜葛?最后为什么没有成功呢?这还得从头慢慢说起。

    孙殿英,字魁元,殿英是他的别名。此人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反复无常的流氓军阀,他早年利用制造和贩卖毒品起家,并利用封建会道门──“庙会道”纠集徒众,发展声势。20世纪20年代初,孙殿英开始混迹军界,由于他见识广,头脑活,故在军队中升迁较快,由士兵升到班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流寇式军事小集团。1924年成为第三十五师第五混合旅旅长,1926年投靠张宗昌,任直鲁联军第十四军军长,次年兼直隶大名镇守使,与北伐军和国民党军队作战失败后投降蒋介石,被蒋任命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1928年在河北驻防时,盗掘清室东陵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墓,窃取了无法估价的珍贵财宝。1930年中原大战时,依附阎锡山、冯玉祥,与蒋介石作战,取得了第四方面军第五路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的重要职位。阎、冯失败后,转而投奔张学良,任第四十一军军长。1933年成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曾在热河赤峰一带率部抗日。次年,在本文将要详述的宁夏战役中失败,宣布下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孙殿英又投靠蒋介石,东山再起,任陆军暂编第五军军长,驻豫北,假抗日真反共。1943年4月,孙殿英在林县投降日寇,任“和平反共救国”新五军军长。日本投降后,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三纵队司令,纠集汉奸部队阻击人民解放军。1947年4月在河南汤阴被人民解放军生擒,不久病死。

    孙殿英的主要经历和任职情况就是这样。他与青海省都兰县有瓜葛是1933年的事。当时,国民政府计划在青海西部柴达木地区实行屯垦,并曾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因为这年5月27日,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抗日救国同盟军”,派人与当时驻防在张家口以东沙城的国民党第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联络,欲争取他与“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合作。6月初,抗日救国同盟军的计划失败,冯玉祥在被迫下野通电中提出善后办法六条,其中有建议孙殿英出任青海屯垦督办的内容,得到国民政府的同意。6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令其率部西移。蒋介石的用意:一是为了削弱冯玉祥号召抗日的势力,防止冯玉祥与孙殿英结合;二是为了使孙殿英这样的杂牌军与西北诸马等地方实力派彼此冲突,两败俱伤,以收渔人之利。孙殿英自抗日同盟军兵败后退入山西,经常受到晋、绥地方军阀的排挤。他虽然明白蒋介石的用意,但一方面出于无奈,另一方面也想将计就计,在西北谋求发展,于是便接受了任命。

    孙殿英率五六万人的军队西进青海,势必要与西北马氏军阀争夺地盘。这个消息使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和青海军阀马麟、马步芳受到极大震动。孙军西移的命令一发布,立即遭到西北诸马的坚决反对。他们一面采取多种方式请求国民政府收回成命,一面秣马厉兵,准备以武力阻止孙军西上。7月1日,马麟、马步芳直接电陈国民政府,以“供应困难,地方不胜负担”为由,请国民政府收回成命。同时指使青海各民众团体、蒙藏王公千百户、活佛代表发表谈话,派代表赴南京请愿。7月30日,蒋介石不得不亲自打电报给马麟、马步芳,说中央派孙殿英率部赴青垦殖,是为青海谋福利,所有给养完全由中央协助,不会给地方带来额外的负担,更无碍于青海省军政,请转达青海各族领袖,勿予反对。但青海各界坚决反对孙殿英来青海的呼声仍然很高。8月中旬,青海请愿团到达南京面见蒋介石,请求中央“另改方式开发青海”。并在京、沪等地举行记者招待会,大事宣传,坚决反对孙殿英来青。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也于此时发出拒绝假道宁夏、抗议孙殿英部西进的通电。

    然而,国民政府已经决定的事不好轻易变更,西北诸马反对的呼声再高也阻挡不了孙殿英部西进的步伐。1933年9月1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第126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公署组织条例草案》,该条例规定:“国民政府为开发西北,巩固边防,特设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公署,实行兵屯,办理青海西区垦殖事务。本公署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并受参谋本部军政部、内政部及实业部之指挥监督。本公署暂设于都兰。青海西区屯垦区域暂以都兰以西柴达木河两岸、祁连山脉以南、巴颜喀喇山脉以北一带荒地为范围。”行政院通过的《青海西区屯垦案》还规定,设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公署督办一员,由国民政府特派,综理本区屯垦一切事务,并统辖本区各屯垦军队;设会办一员,由国民政府简派,辅助督办处理一切事务;设秘书长一人,秘书二人,秉承督办、会办之命,办理机要事宜。督办公署下设总务处、垦务处、军务处、屯垦医院。其中总务处之下设文书科和管理科,垦务处之下设工程科、农牧科和农牧试验场,军务处之下设编练科和警备科。对各科所应负责和应办理的事项也有具体规定。《青海西区屯垦案》还规定,屯垦督办可以将屯垦区域划分为若干分区,屯驻军队,但须呈报国民政府备案。“屯垦督办在所辖屯垦区域内,遇有事变或军事行动时,应秉承该管绥靖主任,会商青海省政府主席处理之,并分报有关系各机关。”“屯垦督办,除西区屯垦事务应负全责外,关于西区内之民政、财政、司法、教育、宗教等事项,不得干涉。”“本公署及屯垦各部队之给养,概由中央筹发,不得向青海地方要求供给。”孙殿英有合法名义,有职有权,在都兰屯垦看样子势在必行。

    孙殿英部自7月上旬由各驻地向今内蒙古包头一带集中后,9月23日,仍照原命令从包头溯黄河向宁夏进发。10月中旬,先头部队到达五原、临河一带。这时,马鸿逵和马麟均以打报告辞职的强硬方式对孙部西进表示抗议。西北绥靖主任朱绍良是蒋介石在西北的代理人,他原想坐山观虎斗,后来又怕万一孙殿英击败青、宁联军,势必危及甘肃,对自己的地位颇为不利。此时他还觉察到西北诸马有联合反蒋之势,担心逼之过急,西北局面不好收拾。于是转而建议中央收回成命,调孙殿英部另屯他区,并且朱绍良与宁、青省主席采取了一致的抗孙行动。

    10月23日,蒋介石命令孙殿英部暂住原地待命,在绥远境内过冬。同时令朱绍良督促马鸿宾、马步芳出兵宁夏,与马鸿逵部配合,如果孙殿英西攻宁夏,便就地歼灭。孙殿英这时在晋、绥军阀与西北诸马的一送一拒之下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河套以西人烟稀少,供给匮乏,难以安度寒冬,势非继续西行不可。孙殿英已在考虑攻打宁夏的计划,青海、宁夏也在积极部署兵力。11月后,马步芳陆续派出2万余人的兵力。加上马鸿宾、马鸿逵的部队,四马拒孙总兵力约6.2万余人。而孙殿英约有6万余人的兵力。双方旗鼓相当,剑拔弩张,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1934年1月孙殿英部袭占磴口。这时蒋介石电令马鸿逵尽力防堵“擅行冒进”的孙殿英部。朱绍良令马鸿逵为左冀总指挥,马鸿宾为右翼前敌总指挥,邓宝珊为右冀军总指挥,马步芳为总预备队总指挥,合力对孙殿英“予以痛击”。孙部袭占磴口后,紧接着攻下石嘴山,19日,包围了平罗城。1月26日,孙军开始攻打银川。四马联军在当地人民支持下严密防守。1月30日,蒋介石免去孙殿英“青海屯垦督办”职务。2月6日,又以孙“一再抗命,阻绝劝告”为由,免去孙殿英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第四十一军军长本兼各职,停发四十一军饷项,并命令甘、宁、晋、绥四省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击败孙殿英。2月11日,朱绍良派飞机轰炸孙军,配合宁马、青马守银川城。孙殿英前后攻城一月有余,经大小数十战,始终未能攻下银川城。此时天寒地冻,弹尽粮绝,加之孙殿英本兼各职被免,在军中失去发号施令的权威,军队士气低落。3月9日,蒋介石又通过北平军分会何应钦,令傅作义和阎锡山从东面攻击孙殿英部。此时孙殿英败局已定,遂于3月19日下令总退却,20日,发表通电宣布退出军界,其军队接受蒋介石收编。孙殿英在青海西区屯垦的计划这时宣告夭折。

    蒋介石一手导演的这场拒孙战役,以消灭异已为目的,最后以孙殿英的失败而告终。但这场战事延绵近半年之久,给绥、宁、甘、青各族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和灾难。

    关于在青海都兰以西柴达木河两岸等处举办屯垦之事,虽曾正式列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的条例,但终因孙殿英率部西进的失败而不了了之。拒孙战役结束9年后,即1942年,国民政府又动起在青海都兰地区办屯垦的念头。蒋介石任命国民党骑兵第五军军长马步青(马步芳之兄)为“柴达木屯垦督办”,令其率骑五军(当时驻在甘肃武威)开赴柴达木实行屯垦。1944年,马步青亲至察汗乌苏料理屯垦事宜,勉强在察汗乌苏修建了一座院落以为住所,但屯垦之事困难重重,难有进展。马步青于同年秋返回原籍河州(甘肃临夏),柴达木屯垦督办公署随后被取消。1945年,青海省政府设立了“柴达木垦务局”,以取代柴达木屯垦督办公署。柴达木垦务局存在期间,骑五军约有1000名官兵曾驻在察汗乌苏等处开荒垦种,略有成效。

    总之,民国时期在柴达木实行兵屯垦殖,基本上等于放了空炮。实际上,开发柴达木农业的条件当时并不具备,当局也没有这方面的真实心思,只是喊喊口号,将它作为幌子而已,真正的动机是将它作为勾心斗角、政治倾轧的手段。

    作者单位:青海社科院

    回望海西经济领域体制改革30年

    张珍连

    海西作为青海重要的经济区域,在过去的30年里,积极参与了波澜壮阔的全国性改革事业,并取得全面胜利,以此结束了第一轮大开发后的低势,演绎了第二轮开发的壮烈,进而走上了第三轮大开发的舞台。历经30年的经济改革,海西基本上从计划体制之中走了出来,新型的市场经济得到初步建立,生产能力和产业水平有了很大提升,民富政强的施政目标逐渐变为现实。

    海西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内地其他地区一样,首先也是从最贫穷的农村开始的。

    现为德令哈市尕海镇的尕海村,30年前是乌兰县郭里木公社尕海大队。这个大队共有7个生产队,134户农民,是由10年前从青海东部湟源县集体搬迁来的社员组建的,但由于土壤盐碱大、副业门路少等原因,主副业发展水平极为低下,农民长期处于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状态,是全州有名的穷队。1980年,内地已经全面推开的包干到户,似春风吹拂尕海湖畔,为这个穷队带来摆脱贫穷的希望。大包干当年,全大队农业生产获得了建队以来的最好收成,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长54%,人均粮食比上年增长64%,农业总收入比上年增长1.8倍,初步解决了吃饭问题。随着像尕海大队这样的穷队,通过实行“大包干”尝到甜头后,相对富裕的农业区,在克服“不敢搞、不愿搞、不会搞”的思想障碍后,也大胆实行起来了。

    在牧业区,走包干到户第一步的是格尔木市阿尔顿曲克哈萨克牧民。他们的做法是,在阿拉尔、托拉海、清水河、鱼水河4个牧业队,实行定牲畜、定草场、定产品的“三定”办法,把生产队的生产资料直接承包到户,收益的34%上缴生产队,其余66%归户所有。据4个生产队的统计,1981年各类牲畜成活率93.3%,比上年提高了35.42%。

    在农牧业领域率先承包到户的郭里木和阿尔顿曲克,在今天的海西行政地图上已经看不到它们的名字。郭里木公社划归新成立的德令哈市,后更名为尕海镇,尕海大队改为尕海村;阿尔顿曲克随着哈萨克族迁回新疆故地,遂成为蒙古族牧民驻牧区,行政建制名为郭勒木得乡。虽然这两个地区行政名称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之中,但它们敢为人先、创新图变的精神将留在海西发展史上。

    由于包干到户政策的极大效应,农业大县都兰近80%农业队实行包干,全州有96%牧业队实行包干,大包干承包形式推行到全州各地各公社。改革开放的春风,在海西柴达木上空降下甘霖,滋润着草原农田,温暖着各族人民。改革在海西农牧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1978年以来,全州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7%,1984年第一次实现翻番。春小麦高产区都兰县香日德,农民柳相祖在自己承包的地里创收小麦单产1006公斤,得到农业部、中科院和省科委专家的好评。牧区牲畜作价归户、草场承包到户的经营管理形式,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生产的观念开始为牧民群众所接受。1983年,全州牲畜出栏率达到19%,商品率达到10.7%,均创最好成绩。

    1983年,农牧民从集体经营中获得的收入,比1978年增加近70%,达到人均323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牧区年收入万元以上的致富户相继出现。农牧业机械总动力,1983年比1978年以前翻了一番还多。其中汽车和大中小型拖拉机增加近两倍。许多农民盖起了新房,用上了高档商品。农民订报刊、购买书籍、自费求学,家里用上自来水、电话,牧民进城经商办店,新鲜事物层出不穷,许多事情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包干到户以后,农村牧区开始出现了冒尖户,继而产生了专业户和重点户“两户”,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开始形成。为积极鼓励农民大胆勤劳致富,1984年海西州委派出工作组到乌兰县,进行落实承包和发展商品为主旨的改革试点工作。在半年的时间里,工作组开展现场办公,帮助机关和农民解决实际问题,引导“两户”放手发展商品生产。在希里沟公社,州县工作组协助成立了民族供销公司,支持村社和个体商业通过公司放开搞活;成立了科技服务站,帮助科技户借助服务站学到实用技术。此外,对要求进镇从事手工业服务的20多户社员划定地点,由个人集资建房,从事服装、餐饮等方面的经营活动,由此开辟了全省第一条农民街。

    乌兰试点工作,在海西农村营造了为商品生产“学赶帮超”的希里沟现象,一大批影响全州乃至全省的先进、模范由此产生。社员韩进孝由于积极扩大耕地,重视科学生产,创小麦亩产1520斤,油菜籽亩产520斤,户售粮食5万斤,贡献突出,1985年被省人民政府授予全省农业劳动模范和全省“粮食状元”的称号,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社员王维民划地承包荒山,以林治家,因治沙一片、绿化一方,后被评为为全国劳动模范。社员韩宗毅在务农的同时开商店,合伙买汽车跑运输,还开办明胶厂,随后他又集资办起了罐头厂,生产湟鱼、牛肉罐头、毛牛肉干,毛牛肉干打入兰州、西宁等地。值得一提的是,韩宗毅现在创办了以清真肉食品加工为主的青海金泰公司,以西宁为基点,主要经营哇玉香卡农场、巴隆农场、黄河宾馆、肉食品加工厂、南岳山生态治理区5家实业,他加工厂生产“柴达木牌牛肉干”和“红烧牛肉”为主的产品15种之多。

    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广大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治穷致富的热潮方兴未艾。农村的经营方式、生产结构、生产手段开始向专业化、社会化迈进,多种经营蓬勃兴起。州辖农业区的粮食商品率已提高到40%以上,全州有1300多家农户年产万斤粮,占农户总数的21%,户产粮食最多的达5万多斤。各类专业户、重点户不断涌现,农民发展生产雄心勃勃,纷纷办起了家庭作坊、小农场、小养殖场、小林场,个体和合作进行商业、运输业、建筑业和家庭工业,一批农民进镇开业办店。

    1984年2月底,全州已有各种专业户和重点户469户。以生产粮食为主的商品粮专业户的出现,充分发挥了种田能手的聪明才智,土地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和粮食商品率都在迅速提高。以自治州粮食主要产地的香日德公社和希里沟公社的五户粮食专业户为例,1983年承包土地292亩,粮食总产241300斤,向国家交售商品粮185000斤,商品率高达76.4%。这两个公社在粮食生产专业户的带动下,粮食商品率都已超过了50%。1982年全省交售万斤粮户数最多的香日德公社,1983年又创新记录,由105户上升到152户,占全公社总户数的19%。希里沟公社以韩进孝为首的三户粮食生产专业户,1983年向国家交售的粮食,相当于过去一个中上等生产队给国家的贡献。

    在农牧区第一轮改革取得重大成就,广大农牧民普遍享受改革带来的成果的时候,城市和矿区的不少职工正处在生活的煎熬之中,因为他们所赖以生活的企业处境艰辛,步履艰难。

    在计划经济时期,海西的工矿业执行“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长期热衷于土打土闹,搞“少投资,多产出”,只顾眼前,不顾长远,要求企业多上缴利税、多做贡献,忽视企业自身留利、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职工奋斗几十年,还仍然住的是干打垒、土砖房。结果造成企业欠账较多,伤了企业元气,出现了无法避免的恶性循环。例如,大柴旦化工厂自建厂至1985年,国家投入的资金总和仅为200余万元,而该厂历年上缴的利税的总和则高达3068万元,相当于国家投资的15.34倍,这就造成该厂厂房、设备严重腐蚀老化,无更新能力;所产的硼砂产品,28年一贯制,不能更新换代;资源地小柴旦湖钠硼解石富矿,采掘面临枯竭,无法延续生产。一系列的困难,严重的影响到这个曾经为偿还苏联外债建有功勋的外汇生产企业的发展。大型矿山茫崖石棉矿,同大柴旦化工厂一样,建厂30年里,国家全部投资只有8000多万元,而石棉矿除拥有固定资产1亿多元外,给国家上缴利税1.194亿元。也就是说,在那么艰苦的地方,国家不但没有投入,净挣了一个价值1亿多元的机械化矿山,养活了3000多职工和8000多子弟家属,又上缴国家3000多万元。

    像大柴旦化工厂、茫崖石棉矿这些开发优势资源的矿山是如此,那很多州属矿山企业及交通企业更是艰难。企业被抛入了市场经济的激流之中。

    以运输大柴旦化工厂硼矿起家的柴达木汽车运输公司,是海西地区最大的汽车运输公司,辉煌时期拥有过三个车队外配一个修理厂,汽车600多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是大柴旦城区的半壁江山。可到80年代初,随着化工厂硼矿产能急剧减少,尤其是自1982年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通车后,它就从运输顶峰上迅速滑落下来。这个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建立的汽车运输公司,在市场经济冲击下也陷入了极大困境。

    1986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后,海西州在一些微利、亏损的州属企业里开始推行任期目标责任制和承包经营责任制。这种责任制,按照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坚持目标管理,划小核算单位,把企业的总体目标层层分解到工区、车间、班组、单车和个人,使职工的工资、奖金直接同完成的工效挂钩,奖勤罚懒,奖优惩劣,大大加强企业承受能力,有望实现扭亏为盈。

    1987年6月,在州委、州政府成立的体改工作组帮助指导下,按照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管理原则,撤销了原柴达木运输公司,在原汽车一、二、三厂的基础上组建了新的柴达木第一、二、三运输公司和海西运输总站,并将原公司职工医院和子弟学校全部交给大柴旦镇接管。除汽车运输公司体制改革外,当年州属工交系统的德令哈火电厂、格尔木水电厂、巴音河化工厂、绿草山煤矿和海西州印刷厂,实行了长(矿)长任期目标责任制,汽车配件公司实行了经济承包责任制。海西州水泥厂还加大改革力度,向社会公开招标,通过竞争手段进行企业承包。

    到1990年,为期3年的第一轮企业承包结束。第一轮承包完成的产值、利润和上缴税收3项指标,比承包前3年累计额均有较大的增加。除部分企业未能实行责任目标外,绝大部分企业完成了政府主管部门下达的承包目标,基本上达到了改革的预期目的。问题是考核指标不够健全,企业风险机制、约束机制尚未形成。针对上述问题,有必要全面落实企业自主权,转换企业的经营机制。

    从1991年开始的第二轮企业承包中,对第一轮承包中的承包基数、承包形式、承包内容进行了补充和改进,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制度得到加强。同时,借助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东风,从用工、用人、分配三项制度进行入手,全面落实企业自主权,转换经营机制。通过承包,州大柴旦化工厂、州水泥厂、绿草山煤矿全面实行聘任制,建立老、中、青三结合的新的领导班子。州水泥厂废除旧的人事制度,打破干部、工人的界限,优化组合,择优上岗,生产成本及费用比上年减少 13.7%。州物资公司抽调计划科为主的9名干部充实和加强一线营销队伍,给公司带来好的经济效益,销售收入比上年增长23.5%,利税增长44.7%,被州政府授予“1992年扭亏增盈先进单位”。

    1995年,政府帮助企业深化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部分企业划小核算单位,实行一厂多制的管理办法,同时,组建企业集团,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第二年开始的“抓大放小”改革中,对于有市场优势、发展前景看好的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对点多面广的大量其它中小企业采取改组、联合、兼并、承包经营、租赁、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到2000 年,通过国企改革两年攻坚,全州199户国有企业中完成改制的达147户,其中实现国有独资的占3.4%,整体划转的占8.8%,依法破产、兼并的占18.4,实行剥离经营分块搞活的占21.1%,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占44.9,租赁、承包及其他形式的占5%。

    在海西州国有企业放开搞活改革中,地方盐化企业动作最大,兼并破产企业也不止三五家。1996年,青海省盐业总公司实行劳动合同制,打破了原有的干部、固定工人、合同制工人、临时工的身份界限,统称为“盐业职工”。1997年10月柴达木硫化碱厂第一个宣告破产之后,大柴旦化工厂、冷湖化工总厂相继宣告破产。被视为新兴盐化大户的德令哈纯碱厂,因设计、安装及工人素质的问题,建成投产不到4年便被国家化工部指定由河南焦作化工三厂进行帮扶,待为期两年的帮扶人员一走,企业又恢复原状,产能下降,故障不断。1999年4月,这个总投资为1.2亿元的化工企业,以500万元的低廉价格被内蒙古蒙西联化工有限公司收购。

    通过改革,特别是产权制度的改革,全州工业经济质量明显提高,企业产销同步增长,效益稳定上升。海西州水泥厂剥离组建的柴达木水泥股份合作公司,当年盈利19.6万元。新组建的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10个月实现利润164万元。格尔木市鹏程实业集团公司,改制3年 ,职工收入年年增加,3年分红均达到入股额的40%。到2001年10月,全州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比上一年增长15.7%,预算内工业企业增加值3432万元,盈亏相抵后净盈利1260万元,首次实现整体扭亏为盈。

    在地方工业企业改革取得全局性突破的同时,中央及省属大型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在1995年北京举办的柴达木开发研讨会之后,驻州大企业青海石油局、锡铁山矿务局、青海钾肥厂、茫崖石棉矿,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纷纷兴起二次创业高潮。石油局和矿务局还在甘肃敦煌、青海西宁另辟新地,把企业总部从盆地冷湖和德令哈迁出,在人居环境和经济环境良好的城市,打造新的生长点,开拓新领域。在改组、改造及改革之中,本着做大做强的原则,大企业纷纷重组企业集团,形成海西州乃至青海的“航空母舰”。改制后,以集团化方式运作的青海石油局(青海油田公司)、青海盐湖集团公司、西部矿业公司和青海盐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众多子公司,被人们称为海西的“四大家族”。这些大企业很快成为青海利税大户和财政支柱大户,2001年仅石油行业向省级财政上缴的利税接近全省当年利税收入的20%。

    进入21世纪,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布局在青海的首批工程青藏铁路和百万吨钾肥两项,均在海西州进行。受铁路和钾肥两大项目的拉动,海西州借势扩大开放,大做项目工作,引进具有经济实力的外地企业,共同参与柴达木大开发事业。自2001年以来,浙江玻璃、内蒙庆华、河南义马、中信国安、青海煤业等一批大型实力企业先后入驻柴达木,涉足盐湖开发、铁矿选炼、纯碱生产、锂资源开发、煤炭采掘等领域,为海西州带来了数百亿元的投资。在原有和新进大企业的支撑下,新兴的工业化基地建设步伐加快。

    为了工业化发展形势,海西因地制宜谋求发展,在经济区划上把全州分成东西两部分,即以格尔木为中心城市的西部工矿经济区,以德令哈为中心城市的东部农牧经济区,在工业布局上突出四个工业园区,即格尔木工业园、德令哈工业园、乌兰工业园和大柴旦工业园。在新进的众多投资项目中,深加工项目占到了60%,企业间关联度大为提高,适合推行节约型的循环经济模式。因此,2005年底海西成为全国第一批循环经济试验区,使祖国聚宝盆柴达木最大限度减少废物排放,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工业化带动下,全州的城镇建设日新月异,各市、县、行委所在地市政面貌大为改观。格尔木集铁路、钾肥、驻军及开发区、西格办多方之力,以其大气魄营造大城市,打造出颇具特色的中国盐湖城。1988年建市的德令哈,以州府所在的政治优势和行政资源完善城市功能,开辟盐化工业区,成为海西东部中心城市。牧区新城天峻县新源镇,利用煤炭企业入县进矿,以及由此带来的服务需求,以社会化筹资的办法,引导和组织民间力量建城设市,城建工作卓有成效,被省有关部门树为青海省牧区小城镇建设的典范。

    工业化战略的全面实施,促进了海西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随着和谐理念不断深化,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海西党政推行城市带动农村的统筹方针,实施工业反哺农业,促进产业均衡发展,进而实行以工业带农业,经济促社会,优势化弱势的目的。

    2007年,海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01.67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25.75%,其中工业增加值142.44亿元,农业增加值5.71亿元。当年全州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1548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3059元。

    回望30年的经济领域改革,从农村开始的体制变革逐渐扩及牧区、城市、矿山,似春风“吹皱江水”,似秋色“层林尽染”。改革的伟大意义,从小而言,使普通的农牧民和企业职工家庭收入增加了,消费使用的商品增加了,看病问题基本有保障了;往大处说,改革创造了极大的生产力,从根本上改变了海西社会的面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雏形在昔日荒寂的土地上处处显现。可以自豪地说,农业改革催生了工业改革,而城乡繁荣又带动农牧致富,在经济蓬勃发展之下,整个社会事业得到空前发展。党的富民政策,使广大的农牧区和城矿区各族人民,正在享受改革所取得的的丰富成果,从物质到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作者系都兰县政协副主席)

    勿怠勿忘柴达木

    颜宗泰

    我出生在河湟岸边,1960年困难时期,移居柴达木盆地都兰县香日德镇。一个农村的孩子,依靠着瀚海阳光的沫浴,在柴达木农牧民的抚育下,走完了青年时的路。我十分怀念那时童年的朋友们,更怀念求学之路和在这里的生活成长过程。

    “柴达木都兰一中”的校徽,时常展现在我眼前,那些和蔼可亲的启蒙老师储熊亮、谢亦芳、韩模初等大学毕业生们,毅然投入到柴达木开发建设,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精神,鼓励我刻苦就读。他们教书育人,为增强学生的体质,开展体育活动,看谁先跑到北京。活动结束后,奖给我珍重的颜真卿《多宝塔》字贴,引导我至今临摹不止。也许是老师们巨大鼓励,还是那柴达木人刻苦好学的习惯,鞭策我顺利地完成初中求学,进入了海西自治州红卫中学,现在的德令哈第一中学。

    我来到有楼房,有宽阔的街道,有清清的巴音河,有直刺蓝天的柏树山,全州人民盼望的州府所在地德令哈,心中无比的兴奋,教学老师强文久、陈庆英、校长罗启亮,带领我们在察尔汗钾肥厂学工,去怀头塔拉秋收学农。不论是机器轰鸣的工厂,还是飘香的麦花,也不论是终年积雪的高山,还是人迹罕至的戈壁,都成了培育我们这一代最好的精神食粮。不论是柴达木多姿的自然风光,还是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的英雄业绩,是我们学不完的教材,是柴达木人理想、信念、追求的印记。也表达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这一切,我时常回忆、怀念,盼望在我有生之年重访柴达木,看望那些仍在执着耕耘的父老乡亲,默默无闻在盆地奉献一生的人们。

    1968年高中毕业后,我怀着揣揣不安的心情,背着“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沉重袍袱,为谋生走进了海西州商业局局属综合食品厂,当上了一名糕点工人。寒窗十二年,进厂作糕点,整天糖油面,越想越丢脸。那些下放干部看透了我的心思,谆谆教诲,使我安下心来,很快地熟悉了作面包、麻花、蛋糕等的配料程序。在从事工作中养成了勤于学习,善于思考的习惯,下定决心当好一名普通工人。当第一次品尝巴音河白酒时,我心中无限的欢畅。

    还清晰地记得,1970年我被调州商业局当青年干事,专门负责全局青年宣传教育工作。重摆桌椅,重新开张,我劲头十足,不畏艰难,奋发进取,翻开了我工作经历的第一页。苍天不负有心人,在州商局工作期间,为我转了干,入了党,学习商贸理论和青年工作手册,武装自已。作为一个柴达木人,不学习怎么能进步,怎么能反映出柴达木的精神面貌呢?刻苦学习是充实自己、搞好工作的途径,怀着这种信念,兢兢业业地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柴达木有写不完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们,投入到柴达木开发建设的火热生活中去,体察和颂扬人民群众,改革开发大业中所展现出的精神风貌和业绩。

    做共青团工作期间,老柴达木人为我做出了榜样,给了我用之不尽的力量。我怀念那教育我的商业局领导李树林、白彬、汪修同志,是他们指引着我走过了难忘的青年时代。期间,曾选任共青团海西州委委员、州商业局团委书记。

    忘我的工作,积劳成疾。1985年我因病未能取得学通知单,遗憾地失去了进入安徽商学院深造的机会。这看来是件坏事,却又有机会促使我乘病自学,不气馁,不惆怅,孜然以求,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在北戴河疗养期间,我望着大海,站在鸽子窝景点之上,阅读看毛主席的诗词浪淘沙《北戴河》,曹操《东临碣石》的篇章,心胸豁然开朗,意识到只有海一样的胸怀,才能有海一样美丽的文词。这时我的初女作《北戴河游记》问世,伴着《潮海潮》期刊与大家见面了。

    1987年7月,我这个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柴达木人,破格调入州委政研室,参加了《柴达木开发研究》的创刊工作。时是,主任委员王汉民、副主任委员王贵如、刘表耀(主编)、顾问卡耀武、傅青元、王宝良,还有已故的高澎同志,都为柴刊的创办出谋划策。柴达木,天地阔,篇篇稿件争高峰,心系盆地溶风沙,身居陋世淘文章,这就是当时的写照和感受。能在州委主办的机关刊物编辑部工作,多么的高兴荣耀。当新的一页翻开时,我便埋头从事柴刊的编辑出版工作。当手捧着创刊号时,我心情无比的激动,轻掷一石,细搂一锄,便会激起层层联想,就会饱尝丰收的甘甜。在长者的帮助和智者的指点下,《柴达木开发研究》犹如一朵小花,迎接柴达木希望的明天。

    我在编辑部期间,向主编推荐理论程度高,对柴达木开发建设有借鉴意义的稿件,设柴达木英雄谱栏目,介绍了都兰县香日德镇沈海村村长、全国劳动模范郭生辉;带领牧民过文明富裕新生活的好支书、乌兰县巴音乡巴里河滩村那加;一个向生活价值至高点攀登、在都兰横刀立马战瘟神的白茹英;心血汗水洒荒原的香日德镇电影队、全国十佳农村放映员赵克勋同志。介绍了都兰县境内发生的一场罕见的险情,“813”直升飞机失事坠毁,都兰县诺木洪乡的赞布哈、本拜,回族驾驶员韩启录,医师俞海洋、宋德英,女护士王爱青的英雄事迹……。一大批普通柴达木人,谱写在柴达木戈壁滩上的军民团结,军政团结、民族团结的壮丽诗篇。前面所叙的人,有的已故,有的已年已古稀,不管他们逝去,还是健在,我们现在活着的人,有着不尽的思念和赞颂。今天柴达木腾飞,发生巨大的变化告慰安抚着逝者,鼓励着健在的人们安然地生活。

    1988年10月6日,我在送稿件到西宁印刷返回途中,出了车祸,血染脑部受伤,昏迷难醒,在政研室领导刘表耀、徐景华同志和全室干群的关怀下,在青海省人民医院医护人员的抢救下,竟神奇地活了下来。继续为柴刊由内刊向全国发行尽微薄之力,直至1988年9月不能工作退休。

    回忆往事如烟云,但有时彻夜难寐,如果回忆是情感,那么奋斗就是奉献。现在编辑部的同志寄来的柴刊,每期必细读,看到它越办越好,心中十分欣慰,愿柴刊随着柴达木经济发展而腾飞,愿编辑部的同志为柴刊的发展而拼搏奋进!

    2007年5月于西宁光一路泰和园

    柴达木啊,三万农民的第二故乡

    郭占雄

    柴达木盆地浩瀚的戈壁滩上,点缀着片片绿洲新村,像是展示着希望与未来的梦想,在这广袤的蓝天白云下给人一份宁静、坦荡、和谐,给往日这片荒凉的土地注入了无限的生机。

    梦想,在这里延伸

    曾几时,这片昔日荒凉的土地不再是那么荒凉,不再让人失去了耐心,而是一副闪耀着理想和信念的火花。 那是春风花开,万物竞争的时代,中国大地焕发出一片生机盎然的时刻,饱受贫困和落后的中国农村这时候开始变革,就像安徽小岗村自发地承包土地的做法一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股改革的浪潮正在祖国大地全面兴起。

    八、九十年代,长期禁锢在一片土地上的青海省海东地区农民开始走出家门,寻找他们致富的梦想。当他们来到柴达木,发现这里的国有农场拥有大片的土地因无人耕种撂荒和向外承包时,心里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不少人一心向往着柴达木这片理想的家园。

    那么柴达木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

    地处青藏高原西北部的柴达木盆地是一个气候温热,适宜生长各种农作物的地区,在这里不仅有茫茫的沙海,辽阔的戈壁滩,更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煤炭及农牧资源,解放初期,这里迎来了海东地区湟源、湟中等地农民自发来到柴达木地区开始农垦生产,但是由于柴达木地区区域面积大,适宜农垦的土地增多,整个土地开发是显得那么单薄无力,部分村落逐渐形成绿洲农业的雏形。

    据建国时统计, 1950年,柴达木地区各小块农业区只有耕地1.2万亩,粮食总产量只有988.3吨,油料总产6.6吨,由于生产力极其落后,耕作方式简单粗糙,不施肥、不除草、不灭虫等,农作物收获甚微,科技一片空白。畜牧业虽有千年发展历史,但因各种灾害频繁等。1950年时全区只有牲畜47.95万头(只)。

    为了尽快恢复发展生产,党和政府帮助贫困农民解决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实际困难,积极开展生产自救活动,国家贷粮贷款,兴修水利,改善灌溉条件,购置更新农具,改进生产技术,激发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

    至1953年,柴达木地区农作物播种面积达到35765亩,首次突破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水平,粮食总产量达到340.2万公斤,比1949年增长7.2倍,油料产量达到0.62万公斤。

    提起绿洲农业,农垦企业功不可没。

    1954年开始,随着盆地勘探事业的发展,柴达木的农业开发也紧逻密鼓地进行。为了保证数万开发大军的粮食供给,加快农业开发已成为当务之急的一项战略决策。

    据当时调查测定,全盆地有二百多万亩耕地,成为发展盆地农业最宝贵的资源,青海省人民政府和柴达木工委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大兴农业,建立粮食生产基地,除供应本地区需求外,争取粮食走出盆地。

    正当此时,国务院发出通知,内地人口密集的省市向边缘省份输送移民从事开垦荒地,开发农业,天津、山东,河南、安徽等省市的学生、工人、农民、干部来青人员达12万人之多。

    1954至1956年,国家在柴达木的德令哈、格尔木、乌兰、都兰等地水土条件较好的地区,建立了德令哈、格尔木、诺木洪、香日德、赛什克等五个国营劳改农场。引进劳教人员开垦务农,实行劳动改造,既解决了青海劳力不足的总量,又促进了粮食生产。

    开荒初期,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垦荒队员们铲除杂草,治理盐碱,引水修渠等,没有房屋,就在地上挖坑,上面搭上柏木、盖上芨芨草,便成为集体宿舍,埋锅造饭,插一杆旗,上写“某某农场”,国营农场就这样随之诞生。

    最让人感动的是莫过于1956年初,一批有500人之多的河南青年垦荒队来到柴达木盆地,他们一路上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垦荒战斗开始后,垦荒队员们发扬三五九旅南泥湾精神,每人每天开荒1.26亩,当年人力开荒种地549亩,打土墙,盖房123间。

    经过边生产,边摸索经验,边整改,采取积极的生产措施,57、58年粮食生产获得全面丰收。

    到1958年,柴达木地区人口剧增,由1956年的9.3万人增加到1957年的18.5万人。期间,柴达木盆地共开垦荒地近20万亩,全区农作物总播种面积18.37万亩,新增播种面积14万亩,其中国营农场占全部总播种面积的77.5%。

    柴达木地区的粮食也由此迅速增长,1957年粮食总产量达到2307万公斤,比1954年的508万公斤,增加1799万公斤,平均每年增长65.6%,粮食生产增长幅度比1950年至1953年的平均增幅高14.6个百分点。

    这些农场的建立开辟了大量的农耕土地,同时农林并举,建成了一片片瀚海绿洲,给国家困难时期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当时柴达木的粮食不仅解决了盆地内的粮食供应问题,而且还调运到省上,解决了其他地区的粮食短缺问题。过去的老柴达木人一谈起这些往事,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往往发出这样的感慨:“柴达木是一个好地方,是祖国的聚宝盆啊。”

    改革开放后,随着劳教人员的逐年减少,柴达木地区的农场也相继撤销,大片的土地逐渐被荒芜。一部分农场开始引老来解决种植粮食的问题。这就为海东地区长期缺少土地的农民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迈开寻找家园的步伐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海东地区的大部分贫困山区的农民开始走出家门,在柴达木地区的格尔木农场,德令哈农场,诺木洪农场等聚集了大批前来承包土地的农民,有的一个人,有的拖家带口,在农场简易的土平房里开始落脚,开始了他们梦想的生活。

    为了充分利用柴达木地区丰富农业资源,也就在这时,青海省开始实施“以海西之富,济海东之贫”的异地扶贫战略,由国家投资在各个农场实施了大规模的农业综合开发,极大地改善了各国有农场的农业生产条件,也为异地扶贫开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随着乌兰县3557工程海东移民、格尔木黑泉水库移民、都兰县移民、德令哈市国营农场引老调庄移民的进入,使全州农牧业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贫困人口大量增加,大量的移民来到了柴达木。

    1994年3月,《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公布实施,明确提出: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七年时间,到2000年底基本解决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按照青海省1996年贫困标准,即年人均纯收入农民580元,牧民625元以下的为贫困人口。

    按照青海省界定贫困人口标准,1997年初,海西州确定贫困人口共有8909户,38420人,占当时全州农牧民人口的3 4%。

    随着引老人口的增加,海西州加大对引老扶贫工作的力度,2001年——2003年,海西州实施完成国家以工代赈项目139个,投入财政专项资金1.81亿元,其中重点实施了香日德、巴隆、大柴旦哈萨克群众安置乌兰赛什克国营农场和州属国营农场引老调庄等4个易地扶贫项目,协助开展了州属农垦企业,改制及移民安置和土地置换工作,这三年,是海西州开展易地扶贫工作投资最多,任务最重,安置移民力度最大的一个历史时期,共安置贫困移民3.17万人,其中都兰香巴项目移民1.41万人,德令哈、都兰州属农垦企业移民1.27万人;大柴旦返青哈萨克族群众400百多人,格尔木郭勒木德乡移民0.22万人;乌兰赛什克农场移民0.23万人。经过多年的努力,3万多海东地区的贫困农民通过全省整体移民或自行投亲靠友来到海西定居或承包土地,实现了他们人生当中的又一次大转折。

    /柴达木为了解决盆地用水紧缺的矛盾,海西州修建了巴音河,怀头他拉、都兰河,察苏水库等一批大型水利工程,农业基础条件得到很大的改善,使农业增产增收得到了保障。

    致富路就在脚下

    带着希望,带着对生活的执着的追求,不少人身背着仅有的被褥只身在这里落脚,开始了他们人生当中的第二次创业,随后又举家搬到这里开始半定居生活,就这样陆陆续续几千人到几万人来到各个农场从事承包土地。改革开放使海东地区长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贫困农民走出家门寻找到了一条致富的路子,希望的篝火在这里熊熊燃烧。

    刚刚到戈壁滩上种地,大多数从山里来的农民不会种水地,于是就慢慢地学,等种地赚了钱后,开始购买农机具,开始机械化作业,一年下来除去化肥等成本外,每年能赚五、六千元,闲余的时间出去打工,生活致富之路越走越宽。

    与此同时,近几年来,海西州大力实施异地扶贫、整村推进等工程,自实施整村推进以来,累计配发各类农机、运输、加工机具1322台套,建立种养植加工基地5处,建立农贸市场两处,发展商户20余户,发展后劲不断增强,贫困地区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持续保持了12%以上的增长;共完成整村推进72个村,累计投入扶贫专项资金4048万元,建成节能温室、畜棚等各类设施4020座,架桥49座,硬化村级道路122公里,解决了926户5608人21365头(只)牲畜的饮水困难。集中力量改善了一部分事关群众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贫困村水电路等基本条件明显改善,农牧业设施初具规模,发展后劲显著增强。自实施扶贫开发工作以来,州级93家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定点帮扶6个地区7个乡镇的21个贫困村,共下派驻村干部和挂职干部335人次,累计为贫困村协调落实资金587.3万元、捐款捐物折资518.78万元。2004年以来,累计帮助5790户26206名贫困群众实现了稳定脱贫,农牧区贫困发生率从23%下降到5.8%;

    2007年,海西州本级财政安排的支农扶贫专项资金支出4217万元,较上年增长3.9倍,增加3141.5万元,是2003年的7.4倍。通过这些专项资金的投入,优化了农业产业结构,提高了农业生产能力,进一步夯实了农业基础设施,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有力的推进了海西州新农村建设。

    梦想逐步变成现实

    光阴荏苒,岁月如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前前后后来到海西的贫困农民凭着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在不长的时间里,生活从解决温饱开始逐步走上了富裕之路。如今在这里生活的3万多移民已不再是过去的住破破烂烂的两间土房,而是盖上了宽敞、明亮、美观的房屋,手扶,摩托,新式家具,各类电器已普遍进入农家。

    事实让人也感到欣慰,过去在承包土地的时候,由于农场实行的是霸王条款,农民没有更多的权利,承包任务定的过高,实际产量上不去,同时遇到干旱,水源不足,年内遭防冻等自然灾害时,农场依然不减承包任务,致使绝大多数承包户长期拖欠场里承包款。农民的积极性长期得不到提高。

    2005年海西州各国营农场开始改革,将土地划分给承包土地的农民,将长期在海西各农场承包土地,符合条件的农民全部予以落户,使他们成为柴达木绿洲农业的经纪人,也是这一片土地的新主人,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生产得到全面发展,呈现出一片活力。

    深秋的一天,在德令哈市的戈壁乡民兴村, 看到这里一排排整齐的房屋,村级道路已经硬化,家家户户通上了自来水,这是一个属于移民村,他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来年,都是自己上来承包土地的,农场撤销以后改为乡镇,给他们正式落了户,每人分给了四亩地,成为真正的本地农民,政策待遇都一样,现在大家都已经富起来了。这里的农民脸上挂满了笑容,幸福之感溢于言表。

    在柴达木浩瀚的戈壁滩上,你不时会看到这样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村庄,而生活在这些村庄里的农民大都是来自青海海东地区,他们虽然有的是整体迁移过来的,有的是自己跑上来的,而如今他们已经实现定居,柴达木——已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他们将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他们已成为这里名副其实的主人。

    作者单位:海西州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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